（三）特定要素模型与S-S定理
　　特定要素模型与S-S定理是建立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基础上，对贸易摩擦现象产生原因进行探讨的代表性尝试，二者的共同点在于揭示了国际贸易在短期内对各要素价格的影响。它们认为，国际贸易将提高出口产品部门特定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同时降低进口产品部门特定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特定要素模型由Jones（1965）提出，并由Jones（1971）进行了系统性表述。该理论建立在特定要素短期内在各部门之间无法自由流动的基本事实基础上，打破了要素国内完全可自由流动的假设，因此也被视作古典贸易理论向新古典贸易理论过渡的积极尝试。特定要素模型建立了一个3种生产要素、2个生产部门的3×2分析框架。假定食品部门使用土地和劳动作为生产要素，服装部门使用资本和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其中土地和资本分别为各自的特定生产要素，劳动则为共同生产要素。若服装部门具有比较优势并参与国际贸易，产量的增加将导致劳动由食品部门向服装部门移动。在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前提下，共同生产要素的单向流动将提高资本收益率并降低土地要素收益率，从而导致贸易利益分配不均等。
　　S-S定理（Stoper-Samuelson Theory）以2种要素、2个生产部门的2×2模型来分析要素禀赋的非对称性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标准表述为：产品相对价格的上涨将导致该产品密集使用的要素实际收入上涨，而非密集使用的要素实际收入则下降。Leamer（1995）总结了S-S定理的5个推论，有助于更好理解该定理的思想。损益 （Winner and Loser） 推论：产品相对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是必然有一部分要素拥有者福利上升，而另一部分要素拥有者福利下降。要素、部门一致性（Factor/Industry Detachment）推论：外部产品价格的变动必然引起国内要素价格的变动，该变动与要素所属部门无关。稀缺要素（Scarce Factor）推论：稀缺要素将从贸易壁垒中受益，相反富足要素则得益于自由贸易。价格信号（Price Signal）推论：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化将通过产品价格而非产量传递到国内市场。上述两个理论在解释贸易摩擦方面具有相似之处，即自由贸易在提升一国总体福利水平的同时必然产生收入分配的不同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导致不同贸易政策的执行，贸易摩擦由此产生。
　　（四）国际贸易扭曲理论
　　国际贸易扭曲理论思想始于20世纪50年代，目的是寻找战后发展中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理论基础。Bhagwati（1971）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指出，扭曲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从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出发，分析当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没有达成时，各种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形式及其形成条件，以及如何对这种不合理的资源配置进行改善。该理论认为，当国际边际转换率（FRT）、国内边际转换率（DRT）以及国内产品边际替代率（DRS）三者相等时，宏观经济处于总量帕累托最优状态，否则将发生四种情况不同的经济扭曲状态。当DRS=DRT≠FRT时，经济处于第一种扭曲状态即外国产品相对价格与要素的边际转化率不相等，说明该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垄断地位，此时的最优正确选择为征收关税。当DRT≠DRS=FRT时，经济处于第二种扭曲状态即国内产品生产的外部性效应导致了市场不完全，此时的最优政策选择为生产税与补贴并举。当DRS≠DRT=FRT时，经济处于第三种扭曲状态即国外进口品要求与国内商品统一的溢价水平，此时的最优政策选择为消费税与补贴并举。当国内不同行业的生产要素存在边际转换率不相等时，经济处于第四种扭曲状态即生产可能性曲线无法达到，此时的最优政策选择为要素收入税与补贴并举。而各国针对资源配置扭曲状态的调整将最终导致贸易摩擦产生。
　　（五）战略性贸易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最早由Brand、Spencer（1985）提出，后经Krugman（1988）等人完善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构建了一个三国参与的国际贸易模型用以解释贸易摩擦的形成过程。其中两个贸易出口国在供给市场上形成寡头结构并遵从古诺博弈框架，同时各国政府均以最大化各自收益为国际贸易最终目的。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各贸易参与方既有采取出口补贴政策的合理性，又渴望将该政策限制到合理范围以内从而获取最大化的经济利益。出口国为确保在寡头市场结构的古诺博弈中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主动采取出口补贴的政策。这样一来在两个产品出口国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类似囚徒困境的博弈均衡，即双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政策选择为同时放弃出口产品补贴政策，但最终稳定的均衡结果却是同时采取补贴政策。尽管如此，国际贸易的总体福利却在上述囚徒困境过程中达到了最大化。这样一来在参与国际贸易的各主体间，产品出口国要求通过谈判等方式最小化出口补贴水平，而产品进口国则正好相反。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方面，贸易参与国事实上有动力主动采取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如：关税和补贴等）的动力，并且这样的动力与寡头垄断程度（Eaton & Grossman，1986）以及国内厂商数量（Dixit，1984）等因素直接相关；同时，揭示了各贸易主体对待贸易政策的不同态度；此外，在出口国之间形成的囚徒困境局面也为贸易摩擦的形成提供了合理解释。
　　（六）GBS理论
　　Gomory and Baumol（2000）以及Samuelson（2004）针对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有关贸易摩擦理论的新看法即GBS理论（Palley，2006）。GBS理论讨论的核心议题是比较优势动态发展所带来贸易福利在国家间的分配。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贸易福利国家间的分配取决于一国贸易条件，而技术进步带来的供给增加将通过价格波动影响一国福利水平。GBS理论则开创了从贸易伙伴技术进步角度分析贸易福利分配情况变化的理论先河。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展并不一定提高所有参与国的福利水平。Samuelson（2004）分析中美两国当前贸易格局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通过产品的价格效应恶化美国的贸易条件进而影响美国的福利水平。Gomory和Baumol（2000）更具代表性地分析了全球生产模式（Global Production Pattern）可能带来的低效率问题。规模经济的最优状态意味着每个国家仅生产一种产品，技术同质前提下的产品选择仅仅取决于谁能够率先降低成本曲线并通过成本优势阻止其他对手进入。这就意味多重均衡（Multiple Equilibrium）有存在的可能性，而当前的均衡状态（Prevailing Equilibrium）极有可能是无效率的。比如一个国家可能在开始阶段通过率先降低成本曲线以对多个产品建立了比较优势从而阻止了其他国家进入该产品市场，这就意味着某些产品的生产规模过小而无法发挥规模经济优势，而另一些产品则由于规模过大而导致成本上升，全球生产模式的无效率性由此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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