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宫伟伟
【摘 要】陈独秀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早起新闻事业的创始人，以“救国救民”为根本宗旨的新闻宣传活动，始终贯穿于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他有关舆论、党报工作者的品格等方面的论述以及提倡白话文运动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新闻文化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
【关键词】陈独秀 宣传 民主与科学 白话文
陈独秀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也为中国新闻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一生当中，创办和编辑了十余种报刊，写下一百多万字的报刊言论作品，实践了革命派报刊、民主自由派报刊和党报党刊等报刊理念，开创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报刊的先河。对丰富中国新闻事业的实践经验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在一系列报刊舆论活动中所形成的报刊舆论思想，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因此，他的新闻实践活动以及新闻思想，是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总结的。在借鉴现有的对陈独秀历史研究和新闻思想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文献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以陈独秀的报刊文章为研究文本，考察陈独秀在办报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报刊舆论思想。
1.陈独秀新闻宣传思想的主要内容。
陈独秀是一名政治人物，但报刊救国却是其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受辛亥革命思想的影响，陈独秀开始了自己的办报活动，1903年——1919年十几年间，先后参与创办、编撰了上海《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东京《甲寅》月刊等革命报刊，在此期间，他认定报刊具有广开风气、传播信息和通达学问、开启民智两大功能。1915年到1919年，他先后创办并主编《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掀起反封建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的新闻宣传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
1.1区分舆论的性质，敢于反抗不合理的舆论
陈独秀认为，舆论是群众心理的外在表现，因此是十分重要的，他在《国民日日报》的发刊词中即说：“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图国民之舆论”。足以证明他对国民舆论是重视的，但他同时又指出，由于群众的心里是盲目的，所以舆论也是盲目的。因此，舆论分为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对两者要区分对待。对于合理的舆论要加以利用，不合理的要加以反抗，而公然反抗不合理舆论的人更加难能可贵。他在《反抗舆论的勇气》一文中这样写道：
古今来这种盲目的舆论，合理的固然成就过事功，不合理的也造过许多罪恶。反抗舆论比造成舆论更重要而却更难。投合群众心理或激起群众恐慌的几句话，往往可以造成力量强大的舆论，至于公然反抗舆论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然而社会底进步或救出社会底危险，都需要有大胆反抗舆论的人，因为盲目的舆论大半是不合理的。此时中国底社会里正缺乏有公然大胆反抗舆论的勇气之人!
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报纸的责任在于制造舆论，如毛泽东即提出过报纸应“立在社会之前，创造正当之舆论，而纳人事于轨物”[1]，强调报纸舆论的重要作用。而陈独秀敢于提出“反抗舆论”这一标新立异的主张，极具针对性和挑战性。他反对以政党的政见代替国民的舆论，认为“党见舆论，亦未可始终视为一物。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展而非究竟。[2]”也反对不合理的群众盲目舆论，指出“真理与俗见，往往不能并立。”而反对不合理舆论的目的则是“以发明真理为第一义[3]”。
在军阀统治的黑暗社会下，陈独秀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敢于冲破一切盲从、迷信的世俗偏见，为读者再现一个民主、自由的宏伟蓝图。其积极意义是值得我们肯定的。正如陈独秀在《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中所宣称的那样：“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定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陈独秀用自己的新闻宣传实践，发扬了民主、科学、自由的伟大精神，成为五四时期反抗不合理舆论、开启民智的第一人。
1.2新闻宣传方式应贴近群众、考虑群众需要。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舆论的缔造者，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陈独秀对报纸宣传工作提出了一系列贴近群众、考虑群众需要的合理建议，体现了其鲜明的阶级性与进化论色彩。举要概括如下：
1.2.1反映人民舆论。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他在《新青年》中最早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舆论观点，他在《国庆纪念底价值》一文中指出：
舆论每每随着多数的或有力的报纸为转移，试问世界各共和国底报纸那一家不受资本家支配？有几家报纸肯帮多数的贫民说话？资本家制造报馆，报馆制造舆论，试问世界上那一个共和国底舆论不是如此？
为此，他认为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其报刊舆论必须反映人民大众的疾苦，主张实际多数人的民主与幸福。他此后一系列创立报刊的实践也正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付诸的努力。他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宣称美国大总统威尔：“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原因就在于“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而《每周评论》的发刊宗旨正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而在《伙友》发刊词中，陈独秀先是肯定伙友是劳动者中的一员，继而指出《伙友》的发刊目的：“（一）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二）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由此可见，陈独秀反映人民舆论、为人民办报的无产阶级新闻思想是得以进行实践了的。
1.2.2提倡白话文。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报纸，问题大多采用文言文，给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思想启蒙造成了很大困难。面对这种情况，陈独秀利用《新青年》为阵地发起文学革命，提倡采用白话文为报纸写作文体。与此同时，他还身体力行在自己的家乡安徽办起了《安徽俗话报》，力图“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一文中，他指出：
现在各种日报、旬报，虽然出的不少，却都是深文奥意，满纸的之、乎、也、者、矣、焉、哉字眼，没有多读书的人。那里能够看得懂呢？这样说起来，只有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写在纸上，做成一种俗话报，才算是顶好的法子。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为什么必须提倡白话文，从而揭示出白话文在五四时期得以推广的原因。陈独秀先是阐明了白话文的重要价值，认为“白话文是文学的德谟克拉西”，便于平民大众使用，使“读书报的人数增加[4]”从而使不平等的文化专制主义得以打破，民主、科学精神得以弘扬。并且，利用白话文写作，力求“文近于语，语近于文”，可创作出文言一致的优美新文学。另一方面，陈独秀又强调了白话文得以推广的客观社会原因，在《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中陈独秀写道：
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
陈独秀没有将白话文得以推广的功劳归于自己，而是从白话文自身价值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找原因，这反映出陈独秀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科学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也反映出其科学、宏观的新闻宣传思想。
1.3新闻宣传工作者应有为宣扬真理献身的精神和高度的党性修养。
陈独秀认为，新闻记者是国民的导师，因此，身为报人决不能与社会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媚俗阿世”，更不能夸夸其谈，而要直面邪恶势力，“不为所挠，填海移山，行见教育精神，终有救国新民之一日。[5]”他主编的《新青年》正是这方面的先行者，面对封建顽旧势力和北洋军阀的压迫与摧残，毫无所惧，为宣扬马克思主义等真理、思想而顽强奋斗。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这样写道：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上段话中的德先生即指民主（democracy）；赛先生即指科学（science）。陈独秀藉此表示自己愿为宣扬民主与科学而英勇献身的志向，这正是他办报、不屈不挠的追求和宣扬“救国救民”真理的真实写照。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湘江评论》的主编毛泽东与《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周恩来奋起响应，走上了探求“救国救民”思想的光辉道路。
陈独秀认为，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只拥有为宣扬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是不够的，还应有高度的党性原则。这在其办报实践与所著文章中得到鲜明体现。为了宣扬马克思理论和思想，陈独秀广泛涉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掌握其中精髓，并联系社会现实，先后在《新青年》、《向导》、《前锋》等杂志中发表了《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价值》、《民主党与共产党》、《卑之无甚高论》等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当时舆论界产生重大影响，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影响。
在自己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共中央政策的同时，陈独秀还不忘克服文人习性、增强党性修养，为党的事业忘我的奋斗。他认为无产阶级要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则“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这就要求知识分子去掉“厌恶首领,厌恶指导者的心理[6]”服从党组织的领导。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带头树立服从党和共产国际领导的思想，明确自己“若不是为自己的信仰所驱使”断不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除了在言论上参与政治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外，陈独秀还从行动上直接投身政治。为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高度的党性原则。
1.4新闻宣传应有战斗风格。
陈独秀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所以与别个社会主义者不同，因为他是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凡能实际活动者才可革命，不是在屋中饮茶吸烟，研究其学理，便可了事”，“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所以他提出“在言论上指导社会是新闻家一种职务”，并积极倡导新闻宣传应联系实际，讲求真理的战斗风格。他认为，报纸要引导读者讨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才能起到指导社会的作用。在《说老实话》一文中他这样写道：
说老实话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说老实话的风气一天盛似一天，科学才会发达，政治才会清明，社会才会有生气，如此国家，自然不易灭亡，即一时因战败而亡，其复兴也可坐而待；否则只会有相反的结果！
所谓说老实话，即是“积极的举世非之而不顾的把真理说出来”，在陈独秀看来，“在欧洲许多国的语言中，‘老实话’和‘真理’可以同用一个字[7]”。由此可见，陈独秀无非在强调新闻宣传应该联系实际，用事实说话，不能夸夸其谈和盲目照抄，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起到指导社会的作用。而处在军阀封建统治和尊孔复僻逆流横行的社会，说老实话是要有相当的勇气与革命精神的，即要直面黑暗政治的统治并与其斗争。新闻宣传的战斗风格是在这种前提下提出来的。陈独秀力主报刊应干预政治，认为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推哑呢？[8]”他引导《新青年》等杂志、报刊追随时代进步的潮流，由谈学术到谈政治，由崇尚民主共和到宣扬社会主义，这种昂扬的战斗精神，出现在《敬告青年》、《<新青年>宣言》、《谈政治》等各个重要历史阶段的代表作之中，清晰的展现了他办报不断追求政治进步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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