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丽丽
【摘 要】曹禺与钱钟书的作品都体现出了人对于自身的不可知，偶然事件的荒诞性与人的无能为力，以及人的孤独感，这样一些人类生存境况的深刻思索。在对于人的终极意义指向上，他们同样投注了辽远、容智的目光。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然而，在对这些深邃命题的思索过程中，二者所体现的情状和态度又是不同的。
【关键词】悲剧性 宿命 文学创作
一、“天外边”与“围城”
在曹禺和钱钟书的作品中共同体现着这样的思想: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人们无论怎样追求、挣扎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彼岸。这便是曹禺“天边外”与钱钟书“围城”意象所包涵的内容。
《雷雨》中的人们陷入一片“情热”当中，都满怀着想法、企望，最后却获到那样惨烈的结局。《日出》中可以说从上层阶级到下层阶级，没有一个能逃脱生活的折磨。同样的曹禺对巴金《家》的改编剧中，主人公高觉新发出了这样的慨叹:你要的是你得不到的，你得到的又是你不要的。哦，天哪!《原野》中的仇虎以血性蛮力的生命力挣扎到最后，仍然未达到那黄金铺的地方。而那黄金铺的地方便是他下一步追求的方向。
《围城》也同样揭示了人生虚无这样的主题，展示了现代人的“围城”般的困境，无论冲进逃出都是无谓的，人的努力终究是徒劳的。
钱钟书和曹禺的作品都深蕴着这样的哲思。他们以生动、丰富的文学形式来传达着自己对于人生、对于存在的理解与思索。然而他们又井非是抽象、简单的去概括、阐释哲理。他们的作品像磁石般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人类永远进行着无止尽的欲望追求，而到最后发现实现的这些欲望追求又不是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于是又产生下一轮的追逐，这便是人的悲剧性存在。
二、情状和态度
曹禺和钱钟书在反映他们对于人无谓、徒劳挣扎的终极意义指向上有很大的一致性。然而他们进行思索的过程、状态及思考的结果却又是相异的。曹禺在惶惑、焦虑的思考中，最后升华为悲悯的情怀来俯视天地间万物生灵:钱钟书以其睿智的目光透彻洞明人世真相后，以绝望的姿态达到孤傲的超越。
曹禺在探讨人的生存境遇时充满了一种强大的、不可排解的惶惑、焦灼的情绪。他在告白《雷雨》的创作动因时，说到“自己不断来苦恼着自己，这些年我不晓得‘宁静’是什么，我从不能在我的生活里找出个头绪”。“……我觉得宇宙似乎缩成昏黑的一团，压得我喘不出一口，”以上的自我告白以及作品中所体现出的“郁热”氛围和强烈的矛盾冲突都可以看出曹禺在对宇宙人生和对人自身的困惑、探索中所产生的惶惑和焦灼。人生、生命的谜团是以如此强大的吸力将他重重包围，可以看得出他是如何心急如焚，如何自我折磨般地想叩问出其中的究竟，这便是曹禺在探讨人类生存境遇时的一种情态。
然而，对于钱钟书来说更体现出一种淡远的姿态。“在钱钟书的作品中，讽刺、幽默、喜剧的笑是同时并存的，讽刺中渗透着幽默，幽默中蕴藏着讽刺，其喜剧意识极为强烈、突出，堪为典范。可以说曹禺与钱钟书所思考的思想命题都是辽远、严肃、深沉的，但从材料可以看出两人在思考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却是不尽相同的。曹禺的女儿万方曾说:“痛苦是他的天性”。而在《钱钟书传》杨绛的父亲在见到钱钟书时曾问杨绛钟书总是那样快乐吗?钱钟书正是具有一种开阔的胸襟、爽朗的气质。正如他说:“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如果说曹禺与钱钟书两人在对人生、宇宙的思考洞悉中，都看到了现实与理想的冲突，都看到了人生悲剧性的真理，那么曹禺在现实与真理的逼迫下，恰如一头被残酷真相围困的兽，而钱钟书在人生到处围城般的境地，想要通过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这正是钱钟书悲剧意识中的喜剧气氛。这也是钱与曹两者表现出来的心境上的不同。
曹禺在探索人的悲剧性命运后，从而滋生出对世界万物一种普遍的悲悯、关怀，用悲悯的目光理解、抚慰人世这一切的痛苦和无奈，以及人的崇高和卑微，善与恶，美与丑。同时也以这种认识来缓解、冲淡作者内心汹涌的焦虑与不平静。
然而对钱钟书而言，更似乎是一种绝望之后达到了超越，这可以由评论者对钱的作品评价有所应证，也可以从其本人所说的处世态度略见一斑。夏至清说到《围城》时，提到它的“喜剧气氛和悲剧意识”。钱钟书曾说自己的处世态度是;“目光放远，万事皆悲;目光放近，则应乐观，以求振作。”从这可以看到钱钟书洞悉人情世事后，面对人生的姿态。
可以说曹禺和钱钟书都看到了“目光放远，万事皆悲”的人类生存境遇。然而，其间两人的情状又是不同的，一人焦灼，一人冷静。正因为两者不同的情状，在作品中，曹禺以其深沉浓烈的情感贯注在每个人物的身上，以其内在燃烧、凝聚的急切焦灼的心理体验飞扬出创造、不羁的想象力，熔铸成凝结着现实与超现实的戏剧意象与戏剧情境。而钱钟书以其对人生、人世睿智的心领神会;以其宽广的知识，敏灵的思想;以其机趣、幽默的风格道尽人生悲喜，人世沧桑。其开阔的胸襟，爽朗的气度形成了一种冷静的悲气氛，
以上所述，便是曹禺和钱钟书两者的不同之处。然而两人对于人的悲剧性存在有如此深刻认识之后，是否便导向消沉、绝望的境地?汪晖曾说过“希望一绝望的二分法在中国现代作家的艺术世界中几乎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模式:或者为希望而欣喜、奋斗，或者因绝望而颓丧、消沉，或者在无可奈何的情境中添加光明的尾巴—极度的悲观与轻率的乐观在二十年代的文学中尤为明显”，可以说曹禺与钱钟书克服了轻率的乐观，然而他们也没陷入轻率的悲观。这在曹禺的《日出》、《原野》、《北京人》等的结局中都能看到。钱钟书的《围城》中方鸿渐也还是自里又生希望，像湿柴虽点不着火，而开始冒烟，似乎一切会有办法”。(他也是要走的，去重庆。这里的“走”，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乐观状态，这里的走不是作者会想象走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前途会由黑暗而转向光明。而走正如汪晖在评价鲁迅时所言的“作为一种现实的行为，‘走’表达的只能是实践人生的方式，同时也是面对现实的执著态度”。他们的悲观绝望是深刻、深沉的，因而他们不可能复而转成一种简单、轻率的乐观:然而他们依然用人物未停的脚步来表达着一种透彻洞悉之后的执著，没有指明前面的方向，只有“走”下去这样的信念与行动。当对于绝对和终极的价值都持可疑的、表面的、相对的看法时;当对自我及人本身有所怀疑、否定时，自我的生命意义仅仅存在于对自我的认识、选择和反抗之中。如果说鲁迅的对绝望的深刻体验达到了超越绝望，反抗绝望的思想、哲学高度，那么曹禺和钱钟书也同样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在人类生存境遇的这样高深的命题上有所探索的人，而且他们同样在获得悲剧性真理的面前依然不曾萎缩，而以绝望之后更坚定、更清醒、更现实、更超越的目光注视着现在与未来。这是他们的伟大之处，也是他们异中有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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