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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上篇)(3)

人气指数: 发布时间:2015-10-14 11:24  来源:http://www.zgqkk.com  作者:梅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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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催生了“门阀—文学世家” , 而且始终主导着其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不同阶段的形态演变。三国时期, 主要表现为由汉末文学世家的承续与新兴文学世家的合流;两晋时期, 主要表现为以门阀世家为主体的文学世家的全面兴盛;南北朝时期, 主要表现为门阀世家与庶族世家重组之后的文学世家的持续兴盛。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由于魏晋以来人文觉醒思潮的融入与影响, 门阀世家与文学世家较之经学世家与文学世家的关系更为契合、更为内在, 门阀世家文学化的普遍性、主导性与延续性皆非汉代经学世家之可比。可以这样说,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文学世家并非都是门阀世家, 但几乎所有的门阀世家都是文学世家。与两汉相比,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世家的形态演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南北文学世家的有机融合。第一次融合是西晋统一全国之后, 魏、吴、蜀三国文学世家的由分而合, 其中来自吴郡的陆机、陆云二陆入晋, 号称“二俊” , 具有标志性意义;第二次是东晋之后南北文学世家的全面融合。在北方侨姓与江东本土文学世家的冲突与交融中, 以侨姓门阀世家的领袖王导、谢安为主导, 不仅重构了“儒玄双修” 、“ 文武合一” 、“仕隐并行” 的新的价值取向、新的士林风范, 而且促成了由武而文、由刚而柔、由质而华的新江南人文精神的诞生, 无论对北方侨姓还是江东本土文学世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次是南北朝期间士族与庶族文学世家的重新组合。吴郡沈氏文学世家的崛起与兴盛, 标明彼此在“中心—边缘” 之间的反复角力中最终确立了江东本土庶族文学世家的主导地位。以上三次融合, 不仅造就了本时期文学世家以及整个文坛的主体风格, 同时也首次确立了江南在全国文学世家区域分布与流向中的重要地位。
  诸多大型文学世家的相继涌现。刘师培总论宋、齐、梁、陈文学时明确指出:“试合当时各史传观之:自江左以来, 其文学之士, 大抵出于世族;而世族之中, 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 ①其中汝南应氏、吴郡陆氏、张氏、沈氏、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彭城刘氏世家等皆为大型乃至超大型的文学世家, 彼此在推进世家自身建设、优化婚缘资源与强化文学教育等方面, 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文学世家之文学史地位的充分凸现。即以文集为范本, 《隋书·经籍志》著录南朝集部作品种, 其中琅琊王氏16 种, 陈郡谢氏、吴郡张氏、吴兴沈氏各8 种, 彭城刘氏、吴郡陆氏、东海徐氏各6 种, 琅琊颜氏、陈郡袁氏、颍川庾氏、济阳江氏、会稽孔氏、汝南周氏都各有至少3 种或以上文集, 可见南朝的集部作品几乎被一二十家世家大族所包揽, ② 这是门阀世家与文学世家渐趋合流并组合为新的文人集团的重要成果。而在文体方面, 其中应用散文的各种文体多承之前代, 同时在辞赋与小说两个方面也有重要突破, 但最重要的成果是诗歌一体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 由此开创了一个以诗歌占主流地位的文学独立之时代。
  二、“门阀—文学世家” 与“科宦—文学世家” 混合形态的演进隋唐时期正处于文学世家发展史上的中期, 这是一个基于从九品中正制度到科举制度新旧双重制度转换以及文学史与家族史交互作用而发生内在蜕变的特殊阶段, 主要呈现为“门阀—文学世家” 、“科宦—文学世家” 混合形态的交替与演进。
  革, 同时也为门阀世家与科宦世家①的盛衰交替以及接续文学世家的新文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与文化动力。然而由于隋代历时短暂, 科举制度的草创以及由此选拔的人才作用于文学世家者, 具有相对滞后性。因此, 在隋代统一全国之后, 活跃于政坛与文坛的文人多为旧朝故臣然后通过他们的代际接力, 遂使诸多文学世家得以由隋向唐延续。比如虞世基、虞世南兄弟为三国东吴著名文人虞翻七世孙, 父虞荔、叔虞寄为梁陈间著名文人。虞世基、虞世南由陈入隋名重当世, 时人比之为“二陆” 。虞世基卒于隋代, 虞世南入唐后, 为“唐初四大家” 之一。由上例可知, 尽管隋代率先创立了科举制度, 也吸纳了一些重要人才, 但依然以承之于南北朝的“门阀—文学世家” 而非新兴“科宦—文学世家” 为主体, 这种格局在中经隋代的短暂过渡之后, 进而向唐代延续。
  唐代在继承隋代科举制度遗产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 比如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体, 任用高官主持考试, 提高科举考试地位, 以及首创殿试程序等等, 以后遂成定制。但从科举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统而观之, 则由隋而唐仍属创始阶段, 不仅科举制度本身还不够完善, 如在进士科中采取“公荐制” 即以考试与推荐相结合的办法, 这对原有门阀世家而言, 显然占有更多的优势, 而且科举录取名额有限, 以其中最被推重的进士为例, 唐代近300 年录取进士6000 余人, ② 远较两宋与明清时代为少, 因而直接影响到新兴科宦世家的壮大及其向文学世家转型的成效。门阀世家与科宦世家双轨并行的交互作用, 不仅决定了唐代门阀世家与科宦世家的分合消长, 同时也决定了彼此一同发展为新的文学世家的内在蜕变趋势。
  关于唐代门阀世家与科宦世家双轨并行的动态变化轨迹, 也可以通过唐代数次纂修谱牒之案例加以观察, ③ 从贞观初年纂修《氏族志》, 到武后显庆四年(659)纂修《姓氏录》, 再到中宗复位之时开始纂修《姓族系录》而至玄宗即位时完成, 直至元和七年(812) 《元和姓纂》的成书, 实际上都是根据门阀世家与科宦世家的新发展, 将源于不同区域、属于不同类型的门阀与科宦世家进行一次新的“混和编队” , 充分反映了当时彼此逐渐合流的总体形势。当然, 以上四次纂修谱牒仅出现于初盛中唐, 在历时性长度上存在着一定缺陷, 以下三组统计数据可能更具典范性:一是唐代共有369 名宰相, 其中出身于进士者达80 %;④ 二是在由唐代士族任宰相者中, 出于纯门第与进士者的比例, 在前期百年为77.6 %∶12.1 %, 中期百年为46 %∶后期百年为16.5 %∶82.3 %;三是在唐代所有出身于科举的士人中, 士族、小姓与寒素的比例为69 %∶13 %∶18 %。⑤ 以上三组统计数字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组数据充分显示了宰相的进士化程度, 说明唐代科举已成为选拔上层官员的主渠道;第二组数据充分显示了士族出任宰相、进士与非进士比例的动态变化趋势, 由此可见士族在迈向进士化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效, 但同时也说明这一阶段性的成果与科举制度本身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第三组数据充分显示了在新的科举制度的激烈竞争中门阀世家依然优于中下层寒族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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