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长各种文体的全能型文学世家更为普遍。宋代文学世家在文化与文学教育上的成功, 造就了诸多全能发展的文学大家与文坛领袖, 但重在个体全能型的全面发展, 而至明清两代, 仍以江南为核心区域, 进一步延展为世家各类人才与各类文体的全面发展, 其中有“一族之中若干体裁皆擅且具影响者, 如松江宋氏(征璧)家族之于诗、词、散曲;苏州尤氏(侗)家族之于戏曲、诗、文;阳羡陈氏(维崧)家族之于词、诗、戏曲。” 也有“以某一体裁胜而兼通其他诸体者, 如太仓吴氏(梅村)家族以诗鸣世, 而文与戏曲具有成就;吴江沈氏(自晋)家族以戏曲擅长, 而诗、词创作亦工;阳湖张氏(惠言)乃倚声大家并以词学开派, 而辞赋、诗歌亦擅场一时;恽氏(敬)家族以诗、经发科, 而古文足称大家, 骈文亦有可观者;洪氏(亮吉家族以诗歌称雄, 而骈文、散文具有作手;李氏(兆洛) 学无不窥, 莫测其际, 以古文独步而骈文和诗亦深有意致;镇江刘氏(鹗)家族以小说名播海内, 而诗和文, 尤其诗歌亦不同凡响;溧阳狄氏(云鼎)家族入清后, 以诗传家, `陶与杜之襟怀既兼而有之' (吴颖《古照堂诗集叙》), 而到八世孙狄葆贤时, 诗歌之外更以小说批评在近代产生巨大影响。” ④ 由此可见, 明清时期文学世家通擅众体的全能型特征更为明显, 文学世家的文体选择更具多样性与丰富性。
　　内聚江南与外播边远的文学世家的多向发展。明清两代文学世家集中汇聚于江南, 以上四大趋势也主要体现在江南区域, 由此充分显示了江南之于全国文学世家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以江南为中心、两朝首都北京为副中心而逐步向边远区域播迁与拓展, 明清时期文学世家区域。　
　　参见徐茂明:《士绅的坚守与权变:清代苏州潘氏家族的家风与心态研究》, 《史学月刊》2003 年第期;《清代徽苏两地的家族迁徙与文化互动——— 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 《史林》2004 年第2 期。
　　徐珂:《近词丛话》,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5 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 第4221 页。
　　参见郝丽霞:《吴江沈氏女作家群的家族特质及成因》, 《山西大学学报》2003 年第6 期;《吴江叶、沈两大家族的联姻与文学创作》,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4 年第1 期。
　　罗时进:《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文学文献建设》, 《古典文学知识》2009 年第3 期。
　　分布与流向的相对均衡也更为显著。据学者统计分析, 以明清时期两代比较, 处于边远地区的广东、广西、云南、甘肃、贵州、辽东等地进士人数大幅度增加, ① 由此促进了科宦世家与文学世家的相应增加。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些地区陆续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以云南为例, 自元代大理总管、白族段氏率先形成第一个少数民族文学世家之后, 至明代出现了浪穹白族何氏、丽江纳西族土知府木氏、蒙化彝族土知府左氏世家等, 再至清代又出现了纳西族桑氏、太和白族赵氏、太和白族杨氏世家等。②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清边远地区文学世家的成长以及从江南、燕赵核心区域逐步向边地播迁与拓展的趋势。
　　以上五个方面的特点, 是明清时期文学世家趋于高度繁荣的标志。光绪三十二年清廷宣布废止科举, 这是中国政治文化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变革, 自隋唐以来延续了1300 余年的科举制度以及基于科举制度而形成的“科宦—文学世家” 至此终结。从文学世家本身的发展历程观之, 这是从繁荣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止, 不仅成为促进现代新式教育制度诞生的核心动力, 同时也为传统文学世家的现代转型铺平了道路, 因为正是出于现代新式教育的新型知识群体的形成与壮大才使现代新型文学世家有了新的主体力量。然而从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看, 现代文学与文学世家的转型不仅呈现为不同趋势, 而且形成了强烈反差, 即当现代文学在完成转型过程中实现新的繁荣之际, 而现代文学世家却在完成转型过程中走向了衰落。究其原因, 除了尚在建构之中的现代新式教育制度未能为现代文学世家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之外, 更重要的是现代家族制度彻底变革的严重冲击, 集中表现在家族结构的重要变化, 即由过去普遍的家庭—家族—宗族三维结构的大家族逐步转向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 家族规模的快速缩小, 家族成员的普遍减少大大削弱了现代文学世家成员数量扩张的能量。此外还受到两大因素的制约:一是现代学科的分化。即由过去泛文化的文学世家逐步走上文理分科的专业化道路, 尤其在当时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鼓动下, 许多家庭成员弃文而从理、工、医、军、商等, 这又大大削弱了现代文学世家代际延续的能量;二是文学传承的断裂。文学才能既出于先天禀赋, 也需要后天培养, 在现代著名文学家群体中, 子承父业者不多, 子承父业卓然成家者更少, 足见现代文学家之于家族文学教育的忽视与失效。现代文学世家之所以在其自身转型过程中逐步趋于衰落, 正是以上诸多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四、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与文学史范式的建构
　　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与逻辑建构, 本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上文重点归结为前中后三大时段三重形态的相互衔接与循序演进, 即是对这一双向互动过程的提炼与总结, 集中体现了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学术宗旨和取向。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 所谓三大时段三重形态的历史还原, 仅仅是就其主流形态而言的。文学世家形态的定型与演变, 正与整个文学生态本身的丰富性、多元性一样, 因此, 当我们在重点梳理和揭示不同时段文学世家主流形态的演变过程时理应同时关注与主流形态相谐共进的立体式呈现, 比如前期两汉至南北朝时期在“经学—文学世家” 、“门阀—文学世家” 双重形态之外, 汉代还出现了以扶风司马氏(司马谈、司马迁)为代表的史学兼文学世家以及以淮阴枚氏世家(枚乘、枚皋)、吴郡严氏世家(严忌、严助、严忽奇) 为代表的比较纯粹的辞赋世家两种类型, 由此形成以“经学-文学世家” 为主导的多元格局。而在魏晋南北朝, 在以“门阀-文学世家” 为主导的格局中, 出于寒族的文学世家不仅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而且拥有向上发展以及促进上下交融的冲动与实力;同样, 中期隋唐时期在“门阀-文学世家” 、“ 科宦-文学世家” 混合形态的主导下, 也曾出现了不少游离于这一混合形态之外的布衣文学世家;至于到了后期两宋明清时期, 虽然“科宦-文学世家” 这一主流形态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但仍有诸多出于艺术、藏书、刻书、商业、医学世家等而未获功名或自动拒绝、放弃科举的布衣文学世家的存在与延续, 充分显示了两宋明清时期文学世家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参见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 《中国文化研究》1999 年第4 期。
　　参见陈友康:《古代云南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 年第4 期;《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 《民族文学研究》2004 年第3 期。　
　　鉴于文学世家本身的悠久、繁荣与当今学界研究成果匮乏的反差以及通代文学世家史的阙如, 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应该怀有更为高远的学术目标, 应该进一步走向文学世家史学术范式的建构, 应该催生更多的文学世家史研究成果。的确, 与朝代兴替、民族兴亡的轰轰烈烈相比文学世家的阴阳消长、悲欢离合尽管如此丰富, 却因长期被散载甚至淹没于正史之中, 所以才显得如此“无声无息” 。然而, 正如刘禹锡《金陵五题· 乌衣巷》一诗:“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① 所昭示的, 曾经显赫一时的王谢世家的兴衰变化, 不仅仅代表了这两个特定世家的历史, 而且也代表了整个历史本身, 甚至与王谢相关的意象———不管是静态不变的朱雀桥、乌衣巷, 还是动态变化的野草、夕阳、燕子, 也都成为超越特定家族、时代、区域而蕴含历史沧桑的象征。受此启示, 文学世家史学术范式的建构同样可以通过特定个体、时代、区域以至通代文学世家史四个层级的链接而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特定个体文学世家史研究
　　正如家庭是社会细胞、家族是社会结构的根基一样, 文学世家的研究必须牢固建立在大量个案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诚然, 我们不可能在穷尽所有个体文学世家发展历史之后, 才进入对整体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与逻辑建构, 但在学术取向与理路上, 则应毫不犹豫地以个体文学世家研究为基础、为起点。因此, 需要更多的学者投入更多的精力于个案研究之中, 以集成性的精品成果, 不断完善、修正整体性的研究结论。
　　对于每个特定文学世家而言, 彼此都有兴衰起伏的历史, 都有各自独特的生命周期。《孟子》曰:“君子之泽, 五世而斩。” ② 以此参照古代有关“五服” 、“九族” 的传统说法, 似可按文学世家的代际延续划分为以下若干类型:五世以下者为小型文学世家, 五世以上、九世以下者为中型文学世家, 九世以上者为大型文学世家, 至于那些历数十世而不衰者则可称之为巨型文学世家。从文学世家的生命周期观之, 绝大多数皆在五世以下, 尽管五世以上之中型、大型乃至巨型文学世家依然相当可观, 但从总体上看, 毕竟呈逐步递减之势。个体文学世家史研究的学术意义, 不仅仅在于可以为后续不同层序的文学世家研究提供大量鲜活的经典案例, 更重要的是其作为四个层级的第一链接点, 是整个文学世家史学术范式建构的根基所在。
　　特定时代文学世家史研究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一代亦有一代之文学世家。自两汉文学世家正式诞生至明清臻于繁荣局面, 无论放大到前中后三个时段, 还是缩小至每一个阶段, 都无不呈现为承中有变、同中有异的发展趋势, 最为关键的是需要仔细辨认其中的承变、异同关系。同是“经学-文学世家”
　　参照《全唐诗》(增订本) 卷365, 北京:中华书局, 1999 年, 第4127 页。
　　焦循:《孟子正义》, 上海:上海书店, 1992 年, 第240 页。
　　两汉有所不同;同是“门阀—文学世家” , 三国两晋南北朝也明显有别;同是“门阀—文学世家” 与“科宦—文学世家” 的混合形态, 唐代前后各异;至于“科宦—文学世家” , 更是在隋唐至明清的历史过程中因时而变, 与时俱进。即以文学世家进入全能发展时代、具有更多共性的两宋相较, 亦有多处差异。① 然而一旦跳出宋代而与前后不同时代相比, 则两宋又呈现为更多的相通性。所以, 在以特定个体文学世家史研究为第一链接点的基础上, 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特定时代文学世家史的研究, 如此则不仅可以将诸多特定个体文学世家史通过时间链接而建构为断代文学世家史, 同时又可从历时性方向为文学世家史学术范式的建构夯实基础。
　　特定区域文学世家史研究
　　文学世家与生俱来的地缘性特点、同一区域文学世家的历史传承性以及不同区域文学世家发展的不平衡性, 决定了特定区域文学世家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毫无疑问, 特定区域文学世家史同样具有向下链接特定个体文学世家史与向上链接中国通代文学世家史的中介作用, 但与特定时代文学世家史相比, 它主要是通过空间而非时间的链接建构为特定区域文学世家史, 并从共时性方向为中国通代文学世家史的历史还原与逻辑建构夯实基础, 所以彼此作用不同而又有相辅相成之效。
　　世纪之交, 随着区域文化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兴盛, 区域文学史研究受到学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 相关学术会议不断, 学术著作屡屡问世。但并不是将行政区域或文化区域有关的文学家及其创作活动、成果按时间先后排列组合起来, 就是区域文学史研究。相比之下, 由于目前区域文学世家史研究尚在起步阶段, 所以特别需要学界共同努力加以改变, 大致可从以下三个方向寻求重点突破:一是同一区域文学世家的历史传承性研究;二是不同区域文学世家发展史的比较研究;三是全国文学世家的区域分布与演变研究, 此与中国文学及文化中心迁徙紧密结合, 已渐渐接近于通代文学世家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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