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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原道真对白居易诗歌自注的受容与创新(2)

人气指数: 发布时间:2017-10-07 09:43  来源:http://www.zgqkk.com  作者: 刘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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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情注模式 
  据魏娜《中唐诗歌新变研究》载,诗歌自注有触媒、强化、补充三种情注关系模式[4]。菅氏诗注在这方面也有充分体现,如《菅家文草·卷二》中《有所思》,诗后题注“元庆六年夏末,有匿诗。诽藤纳言。纳言见诗意不凡,疑当时之博士。余甚惭之。命矣,天也”不仅介绍了诗歌创作的背景,而且对于诗歌的表情达意有着重要作用,此处的诗注充当了感情的触媒;《菅家文草·卷二》中《梦阿满》对于“读书谙诵帝京篇”一句又进行了“初读宾王古意篇”的注解,不仅塑造了一个聪颖懂理的孩子形象,更加重了因孩子早夭作者深沉又汹涌澎湃的哀痛之情,这处自注无疑通过对阿满聪慧的阐述强化了作者在诗中抒发的情感;《菅家后集》中有《秋夜子》一诗,诗后有注“童子小男幼宇,近曾夭亡”,对于诗作情感的表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补充作用,寒雁凄蛩的悲秋之音使得道真视听里面尽是萧瑟的秋景,但是听得见秋天万物之声却独听不到幼子的读书声,让悲秋情感上又补充了伤悼怀人的情感,完整地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思想情感。 
  白居易作为中唐时期的代表诗人,其诗作中亦有对此三种情注关系模式的全面运用,譬如《驯犀》中诗题后有“贞元丙子岁,南海进驯犀,诏纳苑中。至十三年冬,大寒,驯犀死矣”一注解,即说明了本首诗创作的缘由及为何有感而发,而《慈恩寺有感》中“时杓直初逝,居敬方病”的自注,对于理解诗文中“惆怅”之感起到了强化作用,而《谈氏小外孙玉童》中的“谈氏初逝”则在赞颂谈氏父、女、孙三代的同时,补充说明了对谈氏去世的惋叹之情。由此可知菅氏诗歌中情注关系模式的全面运用亦有着白居易诗注情注关系模式的影响。 
  综合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在诗注语言模式、组诗诗注结构、情注关系模式运用上,菅原道真深受白居易诗歌自注的影响,其学习诗歌自注运用情况起点颇高,亦为后来的日本汉诗诗歌自注的大量运用树立了典范。 
  二、菅氏自注对白氏自注的创新 
  在看到菅氏自注对白氏自注多有承袭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菅氏已经拥有足够纯熟的诗歌自注技法和相当强的诗歌自注的自主意识,在诗歌自注中加入了新的因素,完成了诗作中自注的个性化。 
  1.文章入注 
  相较于白居易诗歌中普遍的简短凝练的诗歌自注来说,菅氏诗歌中的诗歌自注则出现了长篇大论的情况。 
  《菅家文草·卷二》卷二中的“释逍遥”的《北溟章》、《小知章》、《尧让章》三首诗诗题后分别有相关鲲鹏、小知、尧帝的论述,而《菅家文草·卷五》中《题吴山白水诗》、《刘阮遇溪边二女诗》、《徐公醉卧诗》、《吴生过老公诗》四首后面更是用大段文字分别记述了取自《列仙传》、《幽明录》、《异苑》、《述异记》中的四个故事。这种在《白氏文集》中没有出现的注释类型,一方面是因为两国文化差异不同造成的,为了让更多没读过相关书籍的日本人了解与知晓相关的背景知识,以此洞悉诗歌所要表达的意义与诗旨,另一方面是菅原道真自己熟练运用诗注之后进行创新的结果。再如《菅家文草·卷五》中有“一时应十首之作”,这十首诗之前的诗注如下:“七年暮春二十六日,予侍东宫,有令曰,闻大唐有一日应百首之诗。今试汝以一时应十首之作。即赐十事题目,限七言绝句。予采笔成之,二刻成毕。虽云凡鄙,不能烧却。故存之。”这种论述已是长段论述,不再是零星的只言片语以点明创作的时间、地点、缘由等,而是将之组合成段,颇有文章之体,而这种成段说明此些情况的诗歌自注在《白氏文集》中是非常少见的,类似的还有《余近叙诗情怨一篇呈菅十一著作郎长句二首偶然见詶更依本韵重答以谢》等诗后或者组诗前注解。 
  相比《白氏文集》中的诗注,此类长篇大论带有叙事性的诗注大量出现,对于诗注指向诗歌更深层次的意蕴及思想感情和了解作者创作心态、动机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2.编者意识 
  菅原道真在诗文集《菅家文草》及《菅家后集》的诗注中也透露出了浓重的编者意识,这种编者意识不是单纯地指明作诗时间或地点或背景等,而是一种进行增删编订成册的主体形象的显现,这在《白氏文集》中是不多见的。 
  如《菅家文草·卷一》开篇第一首《月夜间梅花》诗题后有“于时年十一。严君令田进士试之,予始言诗。故载编首”一注解,“故载编首”四字则直白地表现出了作者这是以编订者身份出现的,其《赋得赤红篇》后则有“自此以下十首,临应进士举,家君每日试之。虽有数十首,采其颇可观,留之”的注解,“一时应十首”之组诗注中也有“虽云凡鄙,不能烧却。故存之”之语,而在应制“取当时二十物重要”的组诗诗注“经数十日,要写一通,近习少年,断失三首。初不立案,无处寻觅。一十七首,备于实录云尔”中更有这种浓厚的编者意识。 
  相比白居易编订《白氏文集》,菅原道真在诗注中显现出的进行删改编订的形象更加明显与突出,这对于探究菅氏诗文集的编订心态有着重要作用。 
  3.自评意识 
  在菅氏自注中我们同时可以看到作者浓厚的自我评价意识,这种评价不仅是对自己的诗文或者自己还包括自己的家族。 
  如《赋得赤红篇》中“有数十首,采其颇可观”,《晚秋二十颂》中的“含毫咏之,文不加点。不避声病,不守格律,但恐世人嘲弄斯文,才之拙也”等都是菅氏对自己文章的评价;《谒河州藤员外刺史聊叙所怀敬以奉呈》中“江、菅二氏,元是一族”,《讲书之后戏寄诸进士》中“文章博士非材不居。吏部侍郎有能惟任。自余祖父降及余身,三代相承,两官无失”等则是作者对自己家族的追述与评价,以凸显其家学渊源、诗书传家;《余近叙诗情怨一篇呈菅十一著作郎长句二首偶然见詶更依本韵重答以谢》中“余,心无一德,身有三官。总而言之,事缘恩奖”,《予曾经以闻群臣赋花鸟共逢春之诗寄上前浓州田别驾别驾今之不遗远辱还答诗篇之外别附书问予先读消息诗云书云不觉远泪更用园宇重感花鸟》中“余此冬秩满,功过难知”等是对自身的评价。 
  在《白氏文集》中此种自我评价意识很少见,菅氏这种自评意识或许和其编者意识及独特的家世出身人生经历相关,而且这种自评意识对于了解菅氏自身的经历及各阶段的心态亦有重要作用。 
  三、结语 
  菅原道真的诗注在语言模式、体例结构、情注模式运用上多受白氏自注的影响,但是菅氏自注同样带有文章入注、浓重的编者意识、自评意识等特点,这也是诗注和化的必然结果。关于菅原道真对《白氏文集》受容情况的研究对于把握平安时代汉诗对《白氏文集》受容情况有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古代卷(上)[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2][日]金子彦二郎.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M].东京:培风馆,1943. 
  [3][日]后藤昭雄,著.高兵兵,譯.日本古代汉文学与中国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魏娜.中唐诗歌新变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白居易诗文在日本的流传与受容》(项目编号:11YJC751 088)的成果。项目主持人文艳蓉为论文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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