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化发展的独立性。文化开放不等于要取消民族文化，文化融合也不等于民族文化的消亡。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凭借自身的独立性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丧失了文化独立性就意味着丧失了自己的根。坚持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是十分必要且必须的。
　　应当看到，文化的独立性与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有机整体：文化开放性所带来的多样性，给本土文化源源不断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类似于生态多样性的效果，文化多样性帮助本土文化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和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持续性相适应；文化包容性所产生的文化冲突融合，是本土文化持久发展的动力源泉，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多维的思想和视角，并为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提升文明形态的状况和水平，争取个体的解放提供条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多极化的朝深度发展，所谓欧美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会更加突出，全球性的文化融合将是中华文化发展中面临的现实机遇与挑战。
　　企业文化的发展思路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最显著的成果之一，即改变了当今中国人的人文价值观。随着越来越多人拥有了经济自主和经济独立，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分"的等级价值观念受到根本性的冲击。过去以血缘家族、社会单位为基本单元的社会保障体系功能在逐步降低，这使得个体可以拥有更多的人格尊严和自由选择，进而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提出更多的新要求。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顺应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我们建设企业文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企业文化建设问题上，我们应摒弃两种错误的观点：一是文化建设速战论。在计划经济的思维下，一些同志将文化建设当作运动来抓，认为企业文化建设可以"毕其功于一役"，通过展览、表演和教育宣传等方式可以实现文化建设的跨越发展。这种将企业文化建设片面理解为外在文化符号展示活动的方法，无法触及信仰、价值观等文化核心内容，自然谈不上对推动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质意义和有效作用；二是文化建设放任论。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一些同志主张文化建设上的随波逐流，缺少文化自觉和自信，这同样是有害的。文化建设是个因势利导、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建立在客观的物质、意识和政治基础之上。政治架构与意识形态对文化历来有着巨大的影响。所谓"上有所好，下必兴焉"，就是对这种促进作用的承认。承认政治和意识对文化的影响，并不是取消文化的自觉作用，而且顺应这种规律的选择。
　　（一）文化信仰：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妥协
　　信仰是人类特有的文化存在和精神生活方式，使人的活动形成以最高信念为核心的完整精神导向体系，调动各种因素为其服务。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生命必定有自己的信仰作为支撑和归宿，或者出世的宗教信仰，或者入世的名、利、权，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科学、知识、理性和道德等精神产品。宗教是系统化的信仰体系，马克思主义更是系统化的信仰体系。一般而言，中国人对宗教等具有虚无特性的精神产品信仰较为薄弱，不关心人生彼岸的问题（王学泰，2007），其态度是现实主义的。
　　从古至今，中国从来就不乏宗教信仰方面的和谐。释道儒在中国的和谐共处，与西方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及近代宗教冲突，形成了极大反差。西方国家的信仰，具有较多的理想主义色彩，为宗教舍生取义的情绪较多。而在中国，宗教信仰的目的主要是以实用为主。如农村在求雨中，对龙王爷是先求后哄，如果长时间的哄求没办法取得实际效果，一些地方会将龙王庙的龙王捆绑出来，暴晒在太阳下，给不做事的龙王以一定的惩罚，注重实用性是中国文化在信仰中的基本特点。
　　这所产生的中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是百年来"中学为体、西学为辅"理念下，我们更为注重西方企业管理体制和经验的引进，重视其在实践中效果，而忽视了这种体制和经验的文化背景和作用基础。在社会转型期，这导致了少数征税人信仰危机的出现。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2000）就认为："社会转型是一项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转型的过程，现代化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历史文化的变化"。
　　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有着坚强的内核，能够维持数千年而不衰，自然有着其合理性的一面。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虽起到急先锋的作用，但并不能取代文化的作用。事实证明，文化演变有其特殊的规律，不能完全基于经济决定论。要认识到企业文化建设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消除立竿见影和急功近利的想法，采取宽容态度，提供宽松的环境，为企业文化持久发展提供空间。
　　（二）文化的价值观：激励机制和价值标准的重建
　　古代中国是宗法制国家，建立规范清晰的等级秩序是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所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有所措"，利用血缘亲情等伦理关系管理国家，长期以来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在这个基础上，"分"成为评价个人行为的主要标准。个人在社会行为中的价值取向，受到集体意识的影响。个人要时刻注意修正、规范自己的言行，使之符合社会价值的标准，进而平衡人际关系，缓解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达成维护和谐的目标。
　　相对于中国的宗法体制，西方国家在很早的时候就建立了一套"长子继承制"的财富分配制度：家族的长子可以继承家族的所有财产，但其他儿子则需要自谋生路。商业贸易、游牧，乃至冒险掠夺成为其生存的主要方式。与中国社会定位于"情理"的规则所不同，西方社会在贸易和冒险中，更注重商业契约关系的稳定，其规则自然定位于"法理"之上。同时，欧洲自罗马帝国在4世纪灭亡以来，基本都是处于小国纷争的状况。而且，基督教神权对各国长期有效的控制，使得国家对个人的束缚和限制没有中国古代那样严厉。这导致西方人在价值取向上，更注重商业利益和契约精神，崇尚冒险和挑战。这与我们的集体价值观形成对比。
　　追求价值和利益是人性使然。构建科学的激励机制和合理的价值标准，能够帮助征税人实现自身的价值，满足合理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既包括物质保障，也包括社会承认，乃至自我实现等方面的内容。在宏观方面，及早确定'规则第一'的宪政法则是极为必要的；在微观方面，可借鉴西方国家做法，帮助企业人及早筹划自身的职业规划，使企业组织的目标与其职业生涯在较长时期内契合。
　　（三）符号、技术与语言：表征体系的清晰化和便捷化
　　符号、技术和语言是文化的具体载体和表征体系。让社会对企业文化的符号、技术和语言的表述理解更为清晰和便捷，是我们推进这一建设的具体工作。除了信仰、价值观等有待廓清外，对符号等文化要素的表述缺少现代本土化的内容，导致企业文化表征体系的模糊。文化符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的层次：一是文化的核心价值，增强文化的吸引力；二是规范文化的行为模式，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三是维护文化的传统典范，保证文化传承的顺利；四是建设文化的传播机制，促进文化的感染力。现有企业文化在建设中采取的办书画展、活动交流等做法，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提升文化感染力的效果，但较少涉及文化的核心价值，文化表征庞杂不清晰，不能很好地表达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当务之急，是廓清企业文化的表征体系与结构，使人们能清晰和便捷地接受。技术与语言是中西方企业文化最为接近的内容。百年来，我们一直在技术上紧追西方，学习成熟的企业管理经验和先进的企业管理技术。在西方技术和语言的背后，是一贯的独立精神、怀疑和批判精神，以及保持的多元社会价值观，这是其企业管理得以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缩短与在企业管理等"软件"方面差距的客观要求。参考文献：
　　1.孙绿江.道德的中国与规则的日本[M].中华书局，2011
　　2.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上、下）[M].同心出版社，2007
　　3.美：盖伊.彼得斯.税收政治学[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4.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M].新星出版社，2010
　　5.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6.蔡美彪.中华史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7.南开大学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四辑）[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8.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三联书店，2010
　　9.阎宗临.世界古代中世界史[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0.英：埃利奥特.史密斯.人类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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