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两个世纪以来世界的革命形态经历了一轮轮演变。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革命形态是骚乱，1848年蔓延欧洲的革命开始出现知识分子和精英的动员，发展到20世纪，列宁主义的成熟革命形态席卷世界，以大规模的阶级动员和政党组织为特征。而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则是一种新社会运动模式的产生。我们看到，从骚乱到政党为主体的革命，再到新社会运动的革命，无论是形式、形态、组织、传播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无疑将是此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政治遗产。
　　回到法国大革命，这是一场英法战争背景下被财政危机引发的暴乱式革命，政党出现之前的政治派系首次登上革命舞台，相对于1525年德国农民革命的个人化组织方式，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20世纪2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大萧条之后，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左翼革命，激进左翼和激进右翼都被普遍动员起来。组织良好、纪律严明、意识形态清晰、着眼于大众动员的列宁主义式政党成为20世纪革命的主角。到1970年代石油危机中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68革命"样式的街头社会运动在这一波革命当中代替了政党，"人民力量"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和形式。
　　进入21世纪，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产生了"阿拉伯之春"。如果相比1999年东帝汶革命--这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几乎最后一个成果，可以发现"茉莉花革命"样式可以追溯到1999年的西雅图抗议行动。所不同的是，新媒体的出现再一次改变了"人民力量"的模式，也改变了革命的扩散方式。埃及革命之后，西班牙、希腊和以色列爆发了形态类似而烈度较低的占领行动，最后直接启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组织者。以此为标志，新媒体登上了革命舞台的中心。
　　新媒体政治的出现
　　在新媒体环境下，政党形态、社会运动以及骚乱的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说，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新媒体政治不再只是传统政治的补充，或者一种新的政治传播方式。相反，在经历了多年的互联网政治发展之后，Web2.0正在迅速与世界各地的政治发展实践、社会运动、骚乱和抵抗、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等相结合，新媒体政治已经发展为一种全新的政治形态。而近期的一些事态表明，用传统的多元政治、比较政治或者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和地缘政治理论，都已经难以解释新媒体革命所引发的效应，它的冲击是全球范围的。无论是民主体制，还是威权体制，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新媒体政治改变了传统政党政治和竞争模式，尤其是在美国，两大党均出现了社运化的趋势。在美国最近的两次总统选战，一次比一次更主动吸收了新媒体对政治的影响。民主党的变化相对更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其政党形态发生了转型，从原来弱动员体制下的传统型政党，开始借助新媒体技术与草根社会运动结合，政党逐渐社运化。而在整个西方世界，无论政党组织还是政党选举，都愈益依赖新媒体的网络化和碎片化，将党机器内化于与社运相似的组织，而不是仅仅视社运为外围组织，开始在直接民主的基础上重新构造党的基层社区基础。
　　此外，我们也能观察到，一个国家对互联网依赖的程度越高，其非选举政治（抗议、示威）也就越趋活跃。也就是说，如果政党不进行积极的转变，就会面对大量的非选举行动的挑战。俄罗斯的情况表明，在威权的体制下，也能发生全国性的新媒体挑战。
　　其次，选举政治之外，新媒体政治的挑战及其涨落效应更为显著，常常能引发雪崩状的政治动荡，并极大模糊了传统的骚乱、革命、社会运动、城市运动和街头暴乱的界限，社运本身也面临着转型。此即"推特革命"或者"脸书革命"所指代的政治冲击。
　　在此番新媒体所引发的全球性社会和政治动荡之前，一些政治学者和互联网专家还曾预测互联网时代的社运可能更为脆弱，在协调、控制和承诺方面会遇到麻烦。因为在互联网环境下，运动的组织结构更加松散，地方活动分子对运动总体的认同感受到削弱，意识形态对个人运动卷入的影响也大幅降低，此外，地方和全国性组织的重要性受到削弱。相反，一些原本资源贫乏的运动组织可能会获得优势，且运动目标也难以长久化，因此需要快速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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