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农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农民大量外流、家庭经营方式迅速转变、村落走向衰败乃至消失，这些社会现象表明中国农村走到了"农民终结"的历史转折点。在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背景下，要实现乡村社会的复兴，需要转变农民的传统理性、培育新型农业劳动者、转变农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关键词：农民的终结；村落的终结；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060-03

　　在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非西方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国就正处在这样一个以生产工业化、生活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大转变时期，如同早期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地区得到迅速膨胀与扩张，农村社会则在快速的衰败乃至消失，在城市中心主义影响下，这一现象被视为工业化过程中的合理现象，而被人们理所当然的接受。然而，中国是一个有着7亿多农民的农业大国，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制社会，这种城市中心主义的发展逻辑--以城市的发展否定了农村社会的变迁，造成了农村地区社会发展的长期滞后，由此滋生的社会问题也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桎梏。

　　事实上，工业化带来的不仅有城市化更有农村地区的社会变迁，工业化打破了乡村社会的平静与安宁，打破了农民田园牧歌式幻梦，震撼和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1]。当前中国如同20世纪60年代法国：农民大量外流、家庭经营方式迅速转变、乡村社会快速衰败。在这种情况下，孟德拉斯预言了法国小农的终结，20年后的社会事实也印证了他的这一判断，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法国小农终结之后转而迎来的却是乡村社会的惊人复兴。法国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工业化并非要终结农民这一职业，也并非要终结所有农村村落，而是要以工业化促进农业的产业化，实现农村与农民的顺利转型。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如何扭转乡村社会快速衰败的趋势，实现乡村社会的复兴是政府与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孟德拉斯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经验--回到农村，从乡村社会经历的变迁中探寻农村社会发展的可能路径。

　　一、流动与分化：乡村社会主体的变迁

　　（一）谁是乡村社会的主体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一直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是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乡土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故乡[2]。毫无疑问，在这样的社会里，农民是乡村社会的主体，在家族长老的统治下维持着"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的社会样态。然而，在现代社会里，农民还是乡村社会的主体吗？或许是，因为在农村里，还维持着相当大比例的农民，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城镇化率为49.68%，①中国还是一个农业人口占主要部分的国家，而且在农村，我们也找不到比农民更大的社会群体；又或许不是，农民已不是乡村社会的主体，因为大量农村青壮年已经逃离了农村，剩下的只有儿童、老人、妇女以及返乡的伤残农民工，当前的中国农村是虚空化了的农村[3]。

　　（二）农民的流动

　　农民为何流动？从微观过程的角度说，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的流动是对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贫困化这种状况的反应[4]。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农民的流动是农村社会发展滞后的反映。在农民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中，讨论的更多的一个话题是农民的行为选择是否具有理性，也即"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之争。

　　从农民流动的结果来看，外出不仅增长了他们的见识，还使得他们具有更多的资本改善生活、补贴家用、修缮房屋、参与村庄竞争甚至永远的离开村庄。这样看来，农民的流动无疑是一个理性行动，它改变了农民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生活状态，务农再也不是农民依靠的唯一生存方式，家庭经营出现了多样化，农民完全可以靠务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种形势下，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农村，然而，城市社会却并没有留给他们多少生存空间，更缺少农民非农化的制度安排，很少有农民能够顺利的完成无产阶级化与市民化，而是在城市社会形成一个特有的社会群体--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工作，换取全家人生活的成本；在农村赡养老人、抚育子女，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可以说，农民的流动，一方面增加了他们的家庭经营效益，另一方面也破坏了农民家庭生活的完整性。

　　这样看来，中国农民似乎抛弃了"道义经济"理念，选择了成为"理性小农"，可反过来想想，农民的外出务工不正是为了满足家庭消费的需要吗，不正是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的正常水平吗，最初农民的流动被社会各界当作盲流对待，他们的外出又何尝不是对这种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反抗，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难道我们还要要求农民非得等到水深齐项时才做出一点改变吗？同时，基于"道义经济"理念，如何维护农民家庭的完整性，避免农民家庭生活的时空分离，难道不正彰显了要求转变农村生产方式的紧迫性吗？

　　（三）农民的分化

　　这里的农民分化是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部分富裕了的农民如何剥离农村、融入城市的问题，是那些被市场淘汰的农民、农民工如何安度余生的问题，是伴随农民年老而来的代际分化问题、农民更替的问题。

　　三十多年改革尘埃未定，一代人的时间已经过去，在这三十多年里，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内部也出现了较大的分化，依稀可见的至少有这样三类：首先，部分农民已经从农业劳动者阶层进入到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产业工人等阶层[5]，这部分人群是农村社会中的能人，他们依靠个人的能力与社会资本实现了社会地位与身份的转变，属于向上的流动；其次，也有试图改变自身社会地位而最终失败的人群，包括返乡的伤残农民工、返乡创业失败的农民企业家以及下岗、失业或者退休的年老工人，他们往往因为社会身份转变的失败而沦为农村社会中的相对贫困人群，依靠农村自留地生活；最后，在农村社会中，还存在着一个仅仅依靠务农生活的庞大人群，他们要么因为年龄较大，改革之初就没有能力离开农村，或者在城市社会中找不到工作；要么因为自身的认知观念，乡土情结，选择在家务农，但由于农产品销售困难，价格较低，再加上农村地区本来就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根本就不能形成效益，他们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只维持在温饱水平。

　　同样，在农民群体内部还出现了代际分化，这种代际分化突出的表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归属方面。外出打工，对于老一辈农民工来说，是他们的第二职业，他们农忙时会返回农村种地，农闲时外出务工，他们的身份定位是农民，他们归属于农村社会；而新生代农民工却不一样了，他们较小的时候就来到了城市，务工就是他们谋生的手段，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都已经不会种地，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在农村老家会"不习惯"、"不舒服"，他们能够清楚的认识到自己不愿意做农民，不愿意留在农村，但又不是市民，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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