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归属感

　　现代大都市和都市化是影响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因素，对现代人的情感体验的影响极大，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现代人的流动性很大，他们四处流浪、迁徙，彼此成了陌生人，甚至离开了熟悉的地方之后，还能够继续自由地活动，并因此缺乏家、家园的归属感。第二，现代人的身份变化性强。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人的身份变得极为复杂：自我的非中心化导致了多重身份，个体边缘化导致了集体身份与个人身份的博弈。这些变化导致了个体身份的暧昧、不确定、偶然性、碎片化。第三，文化多元主义的出现。世界具有多个中心，但又没有支配性的中心，文化多元主义就应运而生，它扩大了现代人的视野、选择机会，但也加剧了他们身份的变化、不确定性，并削弱了其归属感。

　　传统社会基本上是农业社会，其文明也是农业文明。人与乡村、农村、传统有着天然的联系，它们不但是人类存在、生活的环境，而且也能够为人类提供一种认同感、心理依赖和归宿感。传统社会中存在着家的中心，人们从心理上、情感上都依赖它，与它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也成为联系共同体的纽带。这种需求是隐性的、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平时也很少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并引发关注。只有在遭遇了其他传统、族群或"事件"的威胁时，人们对"家"的需求和依赖才成为问题，变得突出。在现代社会中，大城市、大都市纷纷涌现，在城市化、都市化进程的影响下，现代人被迫离开原来活动的地方，迁徙到陌生的环境中生存，现代生活方式导致人们逐渐远离传统、乡村、大地。现代文化、文明也随之改变，城市文化、城市文明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极大地削弱了传统与传统文化的力量。在这个虚拟与真实相互交织的世界中，现代人失去与传统的联系，缺乏根基、传统和历史想象，也丧失了对家的依赖和归宿感。海德格尔曾经深刻地揭示了"家园"、"大地"之于现代人的价值与意义："'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这一空间乃由完好无损的大地所赠予。大地为民众设置了他们的历史空间。大地朗照着'家园'。如此这般朗照着的大地，乃是第一个'家园'天使。"④相应地，现代人也要为痛失"家园"、"大地"付出巨大的代价。随着历史想象作用的削弱，现代人只能主要依靠技术想象、贫乏的意识形态的引导生活了。结果是，现代人不管身处何处，都会普遍地患上思乡病。从最基本的方面看，"思乡病意味着一个人渴望回家。但它也可以意味着一个人在家待出了病。"⑤它主要表现为：第一，现代人渴望温暖、家、回归、认同，但也反对束缚，渴望自由，希望逃离家的限制，因此，对家的体验和情感也是悖论性的、矛盾性的。第二，家代表着中心、权威和归属，现代人对中心的体验也像对家的体验一样具有悖论性，既受到它的吸引，又一定程度地排斥它，这样，他们就在自由与束缚、独立与归属、个人与集体之间徘徊，先追求一方，舍弃一方，然后再相反地行动，从而呈现出一种摆钟式的运动，而不会仅仅向单一的某个方向运动，这种现象广泛地存在于现代人的生活和文化中。第三，现代人对超越性的体验充满了矛盾。随着以"上帝"为代表的超验价值的失效，现代人从彼岸的束缚中获得了解放，开始体验、享受世俗的快乐，打破这些禁区，为现代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自由的体验，这些体验足以使他们快乐、兴奋、欢欣鼓舞，但随之而来的是空虚、焦虑和失落，他们又渴望回归绝对、权威、确定性和超验的信仰，并且经常摆动于二者之间。

　　从情感上讲，思乡病是一种忧郁的情感，它指向这样的体验："或者意味着她住在远离家的地方，或者意味着在遥远的、不熟悉、未经探索的地方存在着幸福和快乐的希望。"⑥也就是说，当现代人的生活失去了中心、重要的东西时，就可能感到与幸福越来越远，并可能感到空虚、绝望。处于这样氛围，无论如何，现代人都很难感受到快乐，即使偶尔体验到幸福、快乐，忧郁与沮丧也仍然如潜伏的幽灵时隐时现，使其希望化为乌有，他们最终也难以逾越与幸福的距离，结果，思乡之情变成了一种忧伤、压抑、挫折的体验。当然，思乡病也与现代人的境遇密切相关。我们知道，现代人很容易意识到其出生、生活的偶然性，以及生命的短暂，同时，以速度著称的现代世界也充满了流动、变化。这样的现实境遇导致了人们之间的疏离、隔阂、陌生，大家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其流动者或者匆匆过客的角色。其实，导致思乡病的主要原因是，现代人不能真正地拥有其了解的世界："就思乡而言，生命因为距离而短暂；生命太过短暂，一个人不能把他所知道的世界变成他所拥有的世界。只要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外地人，一个陌生人，只要我不能理解与我最亲近的人，我就没有家可以依靠。"⑦也就是说，现代人渴望拥有一个其了解的、感到亲近的、能够提供依赖与归属感的世界，但是，瞬息万变的世界、流动、变化打破了现代人的希望。虽然现代人成了世界的陌生者，但却更加渴望了解、把握这个世界，这样，短暂感、绝望就会主导他们的精神世界，并成为其情感的主调。他们不但根本无法拥有这样的世界，而且，也无法真正地把握一个人，甚至连自己最为亲近、熟悉的人和家也是如此，即使知己、亲人、家也无法为他们提供精神上的依赖和归宿，它们仅仅具有形式的意义。这样，忧郁的情感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既然这个世界再也不是以前的世界、家也不是从前的家，现代人就再也不可能回归到从前，也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拥有一个世界、一个家，更不能体验到确定性、稳定感和皈依感，他们被迫与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感到离社会、集体、他人越来越远，并遭受情感的折磨。究其根源，"思乡病是由这样一种意识所引发的一种忧郁的情感：生命太过短暂，以至于人无法熟悉它，就连理解一个人都不行。"⑧可以说，思乡病已经成为现代人无法逃避的宿命，人们已经别无选择。而且，更严重的是，思乡病已经根植于现代人的情感世界，发展为一种普遍的、典型的情感，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情感经验超越了单纯的"思乡"的范畴，广泛地存在于现代人的体验之中，并成为其基本的情感模式："同生活中心点（在地点上）的这种情感关系，既有吸引力也有排斥力，是不断出现的现代生活的悖论性生活之一，就像对自由的恐惧和对不自由的恐惧，独立的欲望和归属的欲望，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而且，不存在单独朝一个方向发展的趋势；相反，存在着一种钟摆运动。当然，不是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因为在这里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心理或道德性格--而是在各种文化中，在这些文化中，两个极端有节奏的重现是经常的事。"⑨为此，必须寻找拯救之路。海德格尔寄希望于始源，开出了返乡的方案："诗人的天职是返乡，惟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守护那达乎极乐的有所隐匿的切近之神秘，并且在守护之际把这个极乐展开出来，这乃是返乡的忧心。"⑩与此方案不同，赫勒立足于当下、现实，希望通过人格的重建来克服现代人精神的困境。

　　三、建构幸福、完美与本真统一的人格

　　传统意义上"完美"的概念注重伦理道德，主要指作为善与美的结合的对象体现了完满、完美。但在康德之后，伦理意义的完美只是它的一部分，完美的含义扩大、丰富了。与"完美"的概念的变化相似，"幸福"的含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幸福"概念有一定的客观标准，诸如富有程度、权势、地位、力量等，这样，就比较容易判定自己或别人的生活是否幸福。现代的"幸福"概念开始与道德剥离，与主体的体验息息相关，变得越来越主观化、经验化、情感化："幸福已经变成了主观的（一种情感），没有客观的标准来确定某个人是否过着幸福的生活。主观的标准，主要是个人的本性、气质倾向或情感特性，使得个人的生活幸福或不幸。"因此，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内心情感就成为决定其幸福的主要因素。假设某人内心情感贫乏、精神生活单调，他（她）就会根据时尚或别人提供的标准来体验、获取幸福，但由此得到的幸福与发自内心的幸福仍然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二者可能发生抵牾、冲突，甚至能够引发某种挫折感、危机感或人格分裂。而且，随着各种幸福观的涌现，幸福感变得更为主观，对幸福的判断更加困难，又加剧了二者的冲突。同时也可以发现，性格对幸福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综合这些变化看，在现代社会中，完美在经历了一个非道德化、非价值化的过程后，开始趋于多元：伦理/道德的完美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完美，它变成了完美的一部分；完美的多元化割裂了完美与幸福的直接联系，幸福与否很难根据完美进行判断；幸福的主观化割裂了善与幸福的直接联系，导致了道德与幸福的剥离，很难判定善良的人是否幸福，从而也切断了幸福与伦理/道德的直接联系。

　　现代人的人格（自我）是通过自由选择获得的，他（她）们首先自由地、能动地对自己进行选择，之后，再在其选择的引导下思考、行动，以接近或成为其选择的自我，这样也就同时选择了其命运，这是一种目的论的人格建构模式。现代人不遗余力地要求、追求成为自己，这个过程也是获得自我、建构人格的过程，关键是要真正地遵从自己内心的召唤、遵从其心甘情愿的选择，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获得其本真性。因此，现代人总是努力地追求自由、独立、天性、本真，并由此建立了其自我和人格。但是，这样的人格通常并非一定是完美的、合乎伦理/道德（体面、善良、好）的，因为其选择会经常与其爱好、擅长冲突，当然也有例外，只不过这样的人特别少、特别幸运罢了。实际上，现代的体面人（好人）是主动选择、使自己变得体面的人，其选择完全发自内心，也绝对地遵从其意愿，其他因素可能不同程度地影响其选择，但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其选择的基本倾向，这样，其数量也是比较稳定的。

　　在前现代社会中，信仰（pistis）在前，逻各斯在后，其基础是，许多重要的信仰、观念、事物都是不证自明的，信仰已经告诉了好与坏、对与错、真实与虚假、真理与谬误的标准与答案，只要接受信仰就能够获得相应的知识，人们也不需要为接受这些信仰或观念承担责任。只是，当个人怀疑并运用理性论证它们时，他（她）就必须与拥有信仰、知识、善恶裁判权的权威进行论争，并需要对此承担巨大的责任、后果或代价。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受现代性的动力的驱使，信仰（pistis）和逻各斯的关系被颠倒了，结果，逻各斯在前，信仰在后。现代人需要论证行动、话语的实践，需要辨析对与错、好与坏、真实与虚假，需要通过论证来确认自己的判断，这也是现代精神所要求的。否则，如果他们摈弃了论证实践、话语的实践，就等于摈弃了现代性的动力，现代性自身也将难以为继。原因是，现代社会（现代性的动力）却恰恰要求现代人运用理性进行论证，而且，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并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对现代人而言，重要的是要符合这样的程序的要求，即接受的目的必须经过理性的论证、争论，至于其结果的对错，则是另外一回事，人们对此只需负很少的责任，或者说，基本上不需要对此负责。否则，如果违背了这样的程序，没有论证、争论就借助于某种信仰接受了某种目的，就必须对此负责，而且是很大的责任。究其原因，从根本上看，违背了这样的程序，就难以保障目的上的不荒谬和道德上的不荒谬：前者指通过努力就可以达到目的；后者指道德上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既达到了既定的目的，但又没有把别人当作纯粹的工具或手段来利用。这样看来，现代人需要对其信仰的投注负责，需要运用理性进行论证，并保障其行为目的的不荒谬。实际上，理性、信仰都不能决定最终的对错，但是，"在善/恶、对/错这类问题上人之所以必须承担巨大责任，恰恰是因为在这里不存在确定性，因为在这里人跃入其自身的确定性（真理）之中--他对这种确定性（真理）负有完全的责任。"也就是说，虽然善与恶、对与错都缺乏确定性，但我们需要确立并按照确定性（或真理）行动，正因为如此，现代人需要对自己的选择及其后果承担巨大的责任。

　　现代人所负的责任主要包括有追溯性（restrospective）责任和前瞻性（prospective）责任：前者要求个人对其过去的所作所为负责；后者要求管理某事的个人在以后的岁月中对此事负责。实际上，现代人面对的责任很多、很复杂，由此提出的问题更多，也需要以后逐步回答、解决。但是，在赫勒看来，现代人应有的选择是：较理想的选择是，能够保障道德上的不荒谬，并以信念关注这样的目的；更理想的选择是，能够保障目的的不荒谬，并把信念投注到现在看来更有实际效果的目的上。

　　赫勒逐一面对并分析了现代人的时空体验、归宿感、自我和人格问题，事实上，这些精神世界的变化正是现代社会、文化、文明、价值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现代性的表征。现代社会给人带来了空前的解放和自由，但是，也引发了现代人精神的困境、危机，并威胁着现代人的生存。现代人必须经历这种快乐和痛苦并存的双重体验。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人注重世俗的幸福，重视物质、欲望的满足、感官享受，但却轻视精神的追求，缺乏追求神圣、超越性、形而上的热情与行动。由此，现代人将无法承受这种生命之轻，被迫经受新的考验。只有努力寻找克服精神困境的道路、获得拯救，经受住这种考验中，现代人才可能适应社会的转型并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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