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乍起，满耳就都是关于香山红叶的资讯了。据说上周日十万人同游香山，我想，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出版人的比例可能极低——马上就到年底了，年初层层下达的考核指标马上就要坐实了。秋后是要算账的，哪还有心思看什么红叶！我把这想法说给朋友听，朋友怪我实在是太扫兴了，但同时又说，出版人真的是越来越像商人、越来越缺少文化人的那份从容不迫和风轻云淡了。

　　朋友这番感慨，完全是出于对上一辈出版人的羡慕嫉妒恨——我没少给他讲这些八卦。譬如沈昌文先生，就公开宣称“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在一篇文章中，沈公说：“我是主张吃的。跟文化人，或者思想家要搞好关系，我没别的手段，只有一条——吃。因此到哪里去吃，重要的是我要了解他喜欢吃什么。饮食便于进入主题，有话可谈了嘛。”沈公把做编辑比喻为做菜：做菜无非把各种东西拼在一起，编辑也是这种事情。“我在这中间就得到乐趣。今天中午比如说我搭配这个，那个，我一定要像一个cooking来搭配，什么是头条的文章，什么是压轴的。”在三联书店工作的时候，沈公他们每个月25日的服务日，规定动作搞完了，大家就一起去吃饭。正是通过这些美食攻势，三联书店俘获了一大批吃货作者们的芳心。看看和沈公一起吃喝的都有哪些人吧：“我们现在这些老头儿经常一个月半个月聚一次，都是那些人：丁聪，上海人；黄苗子，黄苗子的太太，杭州人，是郁达夫的侄女；还有邵燕祥，他太太也是上海人。……编辑和作者要有很好的感情，这样才叫得硬。我们当年的作者金克木、冯亦代关系都很铁，什么时候约稿都不会推辞。”不知当时的普通编辑可有此等闲情雅致？问句特扫兴的话：普通编辑请客的餐费单位能给报么？打车费能给报么？不过从不少回忆文章里也可以看出，即便是普通编辑，也都是过着慢节奏的生活，一部书稿，甚至可以打磨几年之久。没有考核，没有经济指标，有的是对文化的享受和追求。譬如当年商务印书馆的掌门人陈原，就提出编辑工作满四年，并且是勤奋有进取心的，经过申请批准，可以给一年带薪休假的待遇。

　　当然，我绝不会因此而诅咒当下的出版管理模式，毕竟，事业和企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事业性是他们那一辈出版人生活的最大背景。经济考核固然要搞，但是，如果过于急功近利，丢掉了应有的文化追求、人文关怀，就抹杀了出版人的文化创造性和积极性。纯粹的产业化管理，不仅对出版业不适用，与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也格格不入。王云五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当年王云五从欧美考察回来，在商务搞起“合理化”的资本主义工厂管理，即科学管理。在此之前，商务这一传统企业已略显暮气，张元济也早已因此与管理层产生分歧。陶希圣曾写了一篇《桌子的故事》，讲到当时商务管理上的僵化：“我是国内大学毕业而有教书经历的，月薪八十元，坐的是三尺长尺半宽的小桌子，加一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开水壶式的大壶向一个小磁盂注入的。若是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回国的人，月薪是一百二十元，桌子长到三尺半，宽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者，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桌子长到四尺，宽到二尺半，藤椅子。桌上有水晶红蓝墨水瓶，另加一个木架子，内分五槅，可以分类存稿。若是欧美一般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月薪可至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如果是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而回国后有大学教授经历，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在待遇上是顶了天。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除自己坐藤椅之外，还有一个便凳子，预备来接洽工作的人坐。”推行科学管理总体上是没错的，可王云五却因此碰壁，他错就错在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看重的人文关怀。

　　据胡愈之回忆，王云五在商务推行的打卡制度，“特别惹恼了编辑部的职工，这些知识分子本来自觉遵守上下班时间，但如此强制执行，并且采取资本家开工厂卡工人的办法来对付他们，自然引起反感。”王云五科学管理理念的受阻，此事算是一个导火索。另外，王云五的办公室还只设一桌一椅，大家来找他谈问题，就只能站在那里。他坐着，别人站着，自然交谈就不能持久，往往三言两语完事，因此效率极高。但后来因为大家有怨言，王云五也没能坚持下去。看来，做管理改革和做教育一样，需要足够的耐心和完美的策略，而不能一味强硬地推和压，否则势必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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