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姓名和衔位名词构成的同位短语主要有两种形式：A衔位+姓名，B姓名+衔位。两种形式都可归为名名式同位短语，A是"通名+专名"，B是"专名+通名"。但A、B两类具体归入哪一小类同位语、两种类型有什么不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两种类型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还存在着一些争议。本文综述了学界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些主要的观点，并试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姓名衔位名词同位短语
　　一、引言
　　由姓名和衔位名词①构成的同位短语主要有两种形式：A.衔位+姓名（以下简称A），如校长蔡元培；B.姓名+衔位（以下简称B），如蔡元培校长。两种形式都可归为名名式同位短语，A是"通名+专名"，B是"专名+通名"。但A、B两类具体归入哪一小类同位语、两种类型有什么不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两种类型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还存在着一些争议。本文综述了学界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些主要的观点，并试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A、B形式的归类
　　同位短语分类，学术界一直未能达成共识，主要是因为角度不同。学者们有根据构成成分组合方式来分的（刘诚、王大年，1986），有根据同位短语的内部构造来分的（范晓，1991），有从同位短语构成成分所指对象、所指内容的数量、指称项的数目以及指称项的性质来分的（黄河，1992），有从表达功能着手来划分的（齐沪扬，2000），有按组成成分的语义类别划分的（邵敬敏，2001），有从动态生成的角度来分类的（刘街生，2004）。
　　高更生和王红旗等（1996）从逻辑语义关系出发，依据构成词组的概念间的外延关系，将同位短语分为：绝对的复指词组和相对的复指词组，但这二者的逻辑语义存在混淆现象。齐沪扬（2000）按照"N1"和"N2"之间的逻辑关系将同位短语分为：N1=N2；N1≥N2；N1≤N2，但并没有对这三种类型进行详细描述和区分。邓荣（2011）根据逻辑学概念之间的三种相容关系，将同位短语分为套指、等指和合指三类，并进一步将A归为套指种属型、B称为合指面称型。笔者认为该文在套指和合指的划分时有不妥之处，比如其将总理周恩来、首都北京等划为套指类的种属型，前项为种概念，后者为属概念；颠倒顺序，若短语能够成立，如教授蔡元培-蔡元培教授，总理周恩来-周恩来总理，前项为属概念，后项为种概念，也为种属关系，这一小类的同位短语按照概念间的语义关系应归为属种型，而邓荣却将其归入合指面称型。②可见这三类短语之间逻辑语义也存在混淆。本文主要从逻辑学角度来看待"姓名+衔位"与"衔位+姓名"两类短语的归类问题，主要采用齐沪扬（2000）的观点将同位短语分为三种类型，即N1=N2；N1≥N2；N1≤N2。同时借鉴刘街生（2004）的"上位居前式"和"下位居前式"概念，将A归入上位居前式同位短语，B归为下位居前式同位短语。
　　三、A、B形式的差异
　　不同类型同位短语，由于句法形式的不同，它们的表达功能也存在着的差异。那么A、B两种形式同位短语差异是什么，先请看下面两组例子：
　　AB
　　校长蔡元培蔡元培校长
　　教师李明*李明教师
　　总理周恩来周恩来总理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顾秉林清华大学校长
　　对比上面A"衔位+专名"式同位结构和B"专名+衔位"式同位结构：
　　（1）B类组构，后项通名具有直接称谓功能即可以用来直接称呼对方，而A类组构其通名没有这个要求。对比"蔡校长"与"蔡元培校长"、"周总理"与"周恩来总理"，我们发现在使用时除庄重语境或者首次提到必须使用全称，我们一般可以用前者代替后者。可见"专名+衔位"式同位结构很紧密，具有类似于由姓和直接称谓名词构成的整体性，整个结构具有直接称谓功能。A类同位短语只是传递信息，不具有直接称谓功能。故B类可以直接作为称呼语称呼对方，A不能直接用于称呼。
　　（2）A类同位短语可以自由扩展，而B类同位短语一般不可以自由扩展。赵元任（1979）认为"专名+通名"这一类是"紧密同位"。而"通名+专名"则是"松弛同位"。如"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清华大学"修饰"校长"，而不修饰"校长顾秉林"。再如"青城山风景区"-"国家著名风景区、道教圣地青城山"，而不说"道教圣地青城山、国家著名风景区"。
　　（3）A类与B类表达功能不同。马庆株（1998）解释为表敬的差异，"两种语序有分工，焦点在后。专名在前、通名在后，也就是强调通名表示尊敬，用于对称；通名在前、专名在后是一般形式，用于自称"。刘街生（2004）认为"这种表敬的差异只是直接称谓功能和非直接称谓功能在使用当中体现出来的差异"。B类直接用于称谓，表达尊敬、尊重或客气、礼貌的态度。而A类不能直接用于称谓，主要是传递相关信息。故齐沪扬（2000）指出A类通名必须具有[+自谦]的语义特征，B类通名必须具有[+尊他]的语义特征。
　　A、B两种形式最显著的差别就是语序的不同，恰恰是这语序的变换才引起了句法形式和表达功能的变化。同位短语具有"顺序性"，在同位短语中，"前后项成分不能随便易位，如若易位，将引起语义关系和句法结构的变化"，那么哪些因素决定同位语短语的语序呢？
　　四、影响A、B形式语序的因素
　　针对同位短语语序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很多看法，储泽祥（1998）提出了"大小原则"和"前后原则"等，他认为"两个指人名词的位序遵从这样的规律：指称事物数量范围大的名词在前，指称事物数量范围小的名词在后"，"位置在人名前边的角色名词在前，位置在人名后边的角色名词在后"。还因此将社会角色名词分成三类：前单向社会角色名词、后单向社会角色名词和双向社会角色名词。姚小鹏（2010）指出"构成项指称程度的高低是决定复指短语位序安排的主要因素"，"'重度等级'原则局定了在复指短语中，指称程度高的构成项要放在后面凸显的位置。语境对构成项的指称程度及复指短语的排序方式有一定的调控性。"从结构上来说，同位短语本身语序就充满限制。同时名词本身对语序也有要求，名词遵循"时间顺序原则"和"时间范围原则"。戴浩一在《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中提出"时间顺序原则"（Theprincipleoftemporalsequence），即"两个句法单位的相对次序决定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领域里的状态的时间顺序"，还提出了"时间范围原则"（Theprincipleoftemporalscope），即"如果句法单位X表示的概念状态在句法单位Y表示的概念状态的时间范围之中，那么语序是YX"。名词也有"时间顺序义"，尤其是衔位名词，"衔位名词Nr与专有名词Na可以互为先后，间接称人相当自由，但直接称人只用A（Na+Nr）式，自称只用B（Nr+Na）式"。如上所说，社会角色名词的类型不同，它对在同位短语中的位置的要求也不同。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例子：
　　（1）A组织部长郭昌乐参加会议
　　B郭昌乐组织部长参加会议
　　（2）A原组织部长郭昌乐参加会议
　　B*郭昌乐原组织部长参加会议
　　在（1）中，A、B都成立，前者是一种谦称，传达相关信息，后者在表达一种尊敬的同时，也可直接用于指称。对比（1）（2）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例子中A、B两种形式结构基本一致，只是（2）中B形式不常用。
　　分析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对比（1）（2），两例的基本结构一致，只是结构层次有些差异。（2）中"组织部长"前有定语"原"，它属于前面所说的"松弛同位"，"原"不修饰"组织部长郭昌乐"。其次，从（1）来看"组织部长"和"郭昌乐"根据不同语境的表达需要，二者的语序可以互换，可见两个名词的时间顺序义应该比较相近，都应该属于双向名词。那么，为什么"郭昌乐原组织部长"不常用呢？问题还是在前面的定语"原"上，"组织部长"本就具有时序性，"原"是时间副词，强调了时序性，"原组织部长"的时序义远大于"组织部长"，也就远大于"郭昌乐"，因此根据"时间顺序原则"，"原组织部长"应在"郭昌乐之前"。故多说"原组织部长郭昌乐"，而不常说"郭昌乐原组织部长"。
　　可见，同位短语的语序既受本身结构（实际上是表达功能和语义关系）的影响，也受（作为组成成分的）名词时序义的影响。
　　五、A、B形式的联系
　　A衔位+姓名，B姓名+衔位，两种形式的语序不同，它们的语义关系和表达功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二者又有联系，那么A、B两类同位短语的联系如何，先请看下列例子：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尚书·尧典》）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尚书·顾命》）
　　我文考文王，克成阙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尚书·武成》）
　　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国语·晋语》）
　　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左传·文公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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