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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4)

人气指数: 发布时间:2015-10-29 10:45  来源:http://www.zgqkk.com  作者: 张成 朱乾龙 于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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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均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的EKC检验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全国人均废水排放量 和人均GDP之间符合倒“ N ”型关系,两个转折点分 别为3388元和5886元,当人均GDP低于3388元 时,人均GDP的上升有助于降低人均废水排放量, 但当人均GDP突破3388元时,人均废水排放量随 着人均GDP的上升而增加,但若人均GDP继续上 升至5886元以后,人均废水排放量随着人均GDP 的上升而下降。2008年全国组中有湖北、陕西、安 徽等15个省份处于一次下降阶段,辽宁、广东和山 东等13个省份处于一次上升阶段,而北京、上海和 天津处于二次下降阶段。进一步考察分组检验结 果,发现组一中Y的立方项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该组人均废水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符合倒“U” 型关系,拐点位于4467元,而该组中2008年除了福 建和山东的人均GDP略低于拐点水平,其余6省份 均已跨过拐点实现‘‘双赢”;虽然组二、组三中Y的 平方项和立方项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两组的曲 线形状差异较大,分别呈现倒“N”型和“N”型关系, 其中组二的两个理论拐点分别为1696元和2685 元,组三的两个拐点分别为5649元和11940元,组 二中的所有省份均已跨过了该曲线的第二个理论拐 点,正处于二次下降的“双赢”,而组三的省份则正 处于二次上升阶段的‘‘两难”不过鉴于该组在二次 上升阶段的数据太少,未来的长期发展趋势是否会 一直处于废水减排和经济增长的‘‘两难”尚不能十 分确定;组四的拟合结果显示该组的曲线形状为 “U”型,其相应的理论拐点为2590元,对比该组各 省份当前人均GDP和该拐点值的大小,发现甘肃、 广西和江西等5个省份处于曲线的下降阶段,而其 余的12个省份处于该曲线的上升阶段。
  图3人均废水排放量(千克)和 人均GDP(元)的曲线图人均废水排放量和人均GDP的五个拟合方程 中,四个分组中各省份的处境和全国组中对应省份 的处境相比,发生变动的省份数高达14个,而在 SO,和固体废弃物指标上,处境发生变动的省份个 数分别只有1个和2个,但也正是这种差异性才表 明了分组的必要性。目前,组一中的大多数省份和 组二中的全部省份已经实现废水减排和经济增长的 “双赢”。而组三和组四中的大多数省份则正处于 废水减排和经济增长的“两难”阶段,人均废水排放 量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增加。不过,组三因数据 缺乏尚不能确定该趋势是否准确。但组四中12个 省份的‘‘两难”处境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虽然该组有 5个省份正处于“ U ”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但未来的 发展方向堪忧,如安徽对于淮河的整治往往是短期 行为,缺乏长期效力,如何设置合理的环境规制、优 化产业结构,为该组的省份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使 其未来发展方向朝良好的方向转变将是未来工作的 重点和难点。
  (四)进一步的分析
  从图1、图2和图3中可以看出,三种废弃物人 均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的曲线关系具有多种形 态,可以用经济增长引致的‘‘规模效应”、‘‘结构效 应”和“技术效应”对其加以解释(Grossman和 Krueger, 1991)。其中,规模效应是指,随着经济规 模的扩大,会消耗大量的资源品和能源品,从而产生 较大规模的污染排放量,因此,规模效应会对污染排 放量上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随着经济水平的继续 增长,经济结构发生转变和优化,由过去的污染密集 型产业转变成技术密集型和服务型产业,此种结构 性转变有利于降低污染排放量,这就是所谓的结构 效应。同时,经济的发展会推动技术进步,而技术进 步会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种形式降低单位产 出的污染排放量,从而实现了技术效应。结构效应 和技术效应是推动环境改善和优化的正面力量。上 述三种效应往往同时存在,但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 段会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强度。在经济的初级阶段, 规模效应占主导作用,导致环境污染随经济增长而 加剧;当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后,结构效应和技术效 应逐步占据主导,使得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反而有利 于环境质量的改善。
  然而,现实经济社会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往往导 致上诉三种效应的主导地位并不是依次变更。资源 禀赋、就业要求、贸易政策、环境规制等因素都会在 一定程度上作用于这三种效应而影响两者曲线关系 的形状。例如,我国一些地区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 的最初几年里,单纯注重出口数量,忽视环境保护, 再加上大量集中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FDI资金被引 入,导致我国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工业污染量迅速 上升。以人均SO,排放量和人均GDP的曲线关系 为例,高工业化高收入组、高工业化低收入组和低工 业化低收入组在该历史阶段追求工业规模的扩大, 普遍排放了大量的SO2,形成了上升的曲线关系。 但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各项环境规制政策的出台 和实施,高工业化高收入组和高工业化低收入组的 部分省份在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作用下,顺利突 破了 ‘‘拐点”实现了“双赢”但低工业化低收入组 因为工业化比重本身较低,该组的许多省份仍在追 求工业比重的进一步提高,对各项环境规制政策的 实施力度不强,污染物在短期内依然呈现继续上升 趋势,未来的趋势如何还有待于该组的未来经济走 向。作为低工业化高收入组唯一成员的北京,它的 工业化比重基本处于逐步降低态势,由1991年的 0.43降至2008年的0.21,已经迈进了清洁的服务 型经济阶段,所以该组的人均SO,排放量随着人均 GDP的增长单调递减。而综合考虑所有省份的全 国数据则显示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型曲线关 系。相比较而言,分组后的拟合曲线比全国拟合曲 线更能准确地描述我国各地区人均SO,排放量和人 均GDP增长之间的关系。
  我们对比了全国和四个分组分别在人均SO,、 固体废弃物、废水和人均GDP的曲线关系。发现全 国和四个分组在三种废弃物EKC曲线关系中所处 位置有所差异。这种差异性不仅体现在曲线的形状 上,如全国组在三种废弃物的曲线关系上,在曲线走 势上差异较大,但最终都趋于下降态势;这种差异性 还体现在曲线的高低位置上,高工业化高收入组的 人均SO,和废水的EKC曲线位置处于各自图表中 的较高位置,但固体废弃物的EKC曲线位置和表3 中其他分组相比很低,这是因为该组省份的工业普 遍集中于SO,和废水排放密集型产业,较少分布于 固体废弃物排放密集型产业;而高工业化低收入组、 低工业化高收入组和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在三种污染 物曲线图中的相对位置的差异没有高工业化高收入 组那么大,表明这三组中的省份在不同污染物密集 型产业中的分布差距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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