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部中小城市来说，FS和（SS×FS）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均在1%水平显著。FS的临界值为2.8807，大于均值，因而对于大多数此类城市来说，提高FS水平将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SS×FS）的临界值为1.1937，大于均值，因而提高（SS×FS）的水平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综合来看，西部中小城市可以通过提高SS和FS值来促进经济增长，两类专业化引起的MAR溢出的作用均比较显著。考虑到西部中小城市的产业专业化水平已经达全国最高，西部中小城市落后的原因更可能是由于FS水平偏低，可能是因为商务服务业相对于当地经济发展需求来说发展比较滞后，落后的商务环境制约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因而对于西部中小城市来说，促进商务服务业发展，能够更有效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和促进产业承接，进而促进城市经济增长。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总的来看，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通过将职能专业化指标引入动态外部性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避免了大城市因产业多样化水平较高而倾向于支持Jacobs溢出，分析结果也表明，引入职能专业化指标是有用的，对于东部和中部大城市来说，更倾向于支持职能专业化引起的MAR溢出。本文采用市辖区数据进行分析，相对于以往利用省级数据的分析来看，更好地体现了知识溢出的空间约束问题，更能反映地方经济结构与知识溢出的关系，从而使分析结果更具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分别对全国城市和分类城市进行分析，各类样本的分析结果并不相同，表明以往研究存在的争论与研究者所选取的样本不同有很大关系。

　　从特征分析来看，与发达国家城市正在经历的从产业专业化向职能专业化演进的趋势相比，中国城市分工发展相对落后，产业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水平较低，这主要是受地方政府以往“小而全，大而全”的经济政策影响。但随着国内产业转移的大规模进行，以及新一轮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的大规模实施，区域城市间、经济圈内部城市间的分工合作将不断深化。

　　全国样本范围的回归结果表明，产业专业化与职能专业化均体现了对知识溢出和城市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二次项系数为负表明存在一个作为极大值的临界值。这表明过度的专业化或多样化都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存在着促进增长的最优专业化水平。从我国城市现阶段的两类专业化水平与临界值的比较来看，进一步提高专业化水平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即倾向于支持MAR溢出）。这一点的政策含义也支持了特征分析的结论，即我国城市应当着力深化产业分工与职能分工，提高两类专业化水平。谋划城市经济发展时应当彻底抛弃以往“做全”的观念，必须积极融入区域分工体系，站在更高的区域层面谋划“做专做精”。

　　对分地区分规模城市的研究表明，东部、中部的大城市支持了职能专业化引起的MAR溢出；东部中小城市和西部大城市支持了产业专业化引起的MAR溢出；中部中小城市表现出非线性关系，但不能确定其最优专业化水平；西部中小城市支持了两类专业化引起的MAR溢出。在全国城市分析基础上，分类城市研究的政策含义更具针对性，东、中部大城市要着力提高职能专业化水平，而其他城市要着力提高产业专业化水平。结合国内产业转移以及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实施的大背景来看，东部、中部大城市应当积极承担、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着力促进商务服务业和企业管理部门集聚本文作者对我国三大城市群内部分工情况的分析表明，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职能分工现象更为显著，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形成了明显的“管理部门—生产部门”分工模式，而且表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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