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学组织边界的变动不居
　　(一）大学组织边界的含义迄今为止，社会场域理论对大学组织边界问题的研究依然热络。[4]具体而言，就是要弄清三个一脉相承的问题：何为大学组织的边界，大学组织的边界如何确定，大学组织与社会的关系如何。正因为大学组织是深嵌在社会场域之中的一类实存的学术组织，故而大学的组织边界或曰大学组织与社会的分界线必定存在。而且，在某一'特定时点上，此分界线不仅是唯一的，更是明晰和确定的。也就是说，大学的就是大学的，不属于大学的则是社会的。但是，如果将省察的视野再拓展一下，便会发现在某一时段内大学的组织边界并不是那么明晰和确定，显现出来的是大学组织边界始终变动不居，在一个相对清晰的分界线处，大学组织与社会彼此之间勾稽牵连并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胶着状态。
　　(二）大学组织边界变动的内生动力
　　借鉴社会场域理论，笔者先前曾提出过社会能级论[5]，用以分析嵌人在社会网络之中的特定组织网络的边界变动问题，社会能级论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网络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在其中的每个组织，或高或低，都必定有一个属于它的网络位置，而决定一个组织在社会网络之中位置高低的根本因素，就是其组织总资源存量的多寡;一个组织总资源的存量越多，社会能量就越大，其社会影响力就越强，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也就越高；将总资源存量相近的组织，划分为一个能级，能级越高，离网顶就越近；在一个社会能级内，存在着能量上限与能量下限，如果一个组织的社会能量超过上限，其社会能级将发生跃迁，进人到位置更高的社会能级；反之，如果其社会能量低于下限，它将降低到一个较低的社会能级。基于社会能级论可以很容易地理解：由于大学诸利益相关者对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导致几乎所有的大学组织都有无限拓展的冲动和欲望，毕竟一个拓展了组织边界的大学会为其利益相关者带来更多切实的利益和效用；而且，一旦大学因拓展而增加的总资源存量或曰社会能量突破其所居社会能级的上限，就会跃迁到一个更高的社会能级内，从而其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增大。但在特定的社会场域中，大学组织边界却不可能无限扩张。一般而言，当组织边界扩张能够引致大学组织总资源增加时，大学便会趋于扩张；而一旦当大学组织所拥有的总资源无力支撑其进一步扩张组织边界时，大学扩张的进程就会在某一节点上停下来，假若以此停滞点为分界线，大学在社会场域中的组织边界即形成于此。
　　作为嵌套于宏观社会网络之中的一类学术性网络组织，大学组织网络的形状与社会网络相类似，也是金字塔型的，并在社会网络的某一能级内占据着一个属于它的特定位置。大学网络中所蕴含的组织总资源来自于大学的每一个利益相关者，是大学诸利益相关者所能提供的各类资源的有机加总。大学诸利益相关者所能提供的各类资源的多寡优劣，主要取决于大学诸利益相关者各自的社会能量以及大学诸利益相关者彼此之间的联系强度。大学组织网络从来就不是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动的和易变的，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大学的社会能级始终是动态变化着的。在大学组织的生成与发展周期中，假设所处社会场域中的制度体系比较健全，高等教育资源交易市场环境比较友好，高等教育资源交易市场体系比较完备、公平、自由、健全，高等教育资源交易市场体制比较通达无碍;那么，一个大学的社会能级大抵会如此升降:在其创设初始阶段，其组织总资源逐渐集聚，在其能级到达未来的最顶点之前，总的趋势是能级不断跃迁，终有一天达至最高能级。尽管在社会网络中与其他大学相比这个能级可能算不上有多高，但却是这个大学最为辉煌的时刻，当然也会有部分大学经过组织变革与发展到达顶级大学所居的能级，不过对于大多数大学组织而言，它们必定会在远离顶级大学的能级上停留下来。在达至它自己的最高能级之后，一部分大学组织可能会一直稳居在这个能级上，而其余的大学却不能在此能级上永远停留。随着大学能级的变动不居，大学组织网络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当大学组织的能级跃迁后，其组织网络规模和密度将会变化，其组织网络价值也必然会随之升值，从而组织网络中可供动员的总资源也必然会随之增加；而当大学组织的能级降低后，情形则是相反的。
　　(三）大学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从大学组织成长的视角，可以把大学组织与社会的关系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与创设期大学组织的关系，第二类是社会与存续期大学组织的关系。在大学创设时期，大学组织需要从社会场域中获致其赖以生成的各种资源，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学术资源等，此时都显得弥足珍贵，而且社会场域中高等教育资源交易的市场环境至关重要，高等教育资源交易市场体系是否完备、公平、自由、健全，高等教育资源交易市场体制是否通达无碍，都直接决定与影响着大学创设成本的高低；换言之，此时的大学组织十分仰赖社会，社会对大学组织的影响作用非常大，当然，此时的大学组织对社会也有积极的反作用，大学组织对外部资源的汲取也会激发和增强高等教育资源交易市场的活力，增加高等教育资源交易的频次，增大高等教育资源的交易量。而一旦大学组织完成创设并进人稳定发展阶段，大学组织对社会的反哺作用即开始显现，[6]大学在社会场域之中的特殊学术组织主体地位便确立起来，这时大学组织会进一步加大对各项必需资源的需求，从而进一步增强高等教育资源交易市场的活力，放大高等教育资源的交易量，降低高等教育资源的交易成本，甚至会诱致一些为大学供给专用性资源的新组织的生成，大学组织与社会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持续升级；与此同时，创设后的大学组织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会趋向于不断增强自身综合实力特别是核心竞争力，增加组织总资源存量，并适时推动组织变革，创造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以回馈社会。正如克拉克o克尔所言，大学"在维护、传播和研究永恒真理方面的作用简直是无与伦比的；在探索新知识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纵观整个高等院校史，它在服务先进文明社会的众多领域方面所做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7]可以说，大学组织与社会的关系应当是社会不能完全替代大学组织，它只能以高等教育资源交易平台的形式为大学组织的生成与存续提供必不可少的资源支撑；大学需要社会，大学又回馈于社会，大学组织为社会生产和供给了社会所需的特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大学组织网络永远只能嵌套于宏观社会网络之中。大学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深度依存关系。
　　【参考文献】
　　[1]李全生.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2]周作宇.论大学组织冲突[J].教育研究，2012,（9).
　　[3]李枭鹰.论高等教育的关系属性[J].教育研究，2014,(9)
　　[4]黄文彬.大学场域中的边界问题J].教育研究，2011，(11).
　　[5]缪文卿.企业理论：新的研究范式[J].贵州社会科学，2014,(4).
　　[6]别敦荣.论现代大学制度之现代性[J].教育研究，2014,
　　(8)
　　[7]克拉克o克尔.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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