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性杂志，《中国社会科学》无论在推进专门学科研究的精深上还是在推进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广博上，都作出过重要贡献。我以“问题”入手，表达对其“而立之年”的祝贺，希望该刊能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上作出新的贡献。
　　一、从“斯诺命题”透视西方文化的分裂和融合
　　C.P.斯诺是一位英国学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文中提出了“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ScientificCulture)和“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分别对应于我们讲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他认为，这“两种文化”是难以融合的，由此造成英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困境及困惑问题难以解决。这就构成了后来所谓的“斯诺命题”。
　　所谓“斯诺命题”指的是，由于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方面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不仅一直相互鄙视，甚至还不屑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英国及国际科学研究领域而且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以来，
　　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状况一直是这样的。
　　其实，“斯诺命题”的提出，与那一时代的社会背景有关。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方国家即将走完战后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社会各种矛盾逐渐凸现，一系列重大的综合性社会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不仅涉及人文社会科学，而且涉及自然科学，更多的还涉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问题。斯诺认为，他有可能调停甚至解决现存的“两种文化”的分裂和差异。他写了一系列文章，特别是在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文章中，对“斯诺命题”的核心观点作了集中阐述。?
　　在斯诺看来，“两种文化”之所以分裂，直接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高等学校对专业化教育的盲目追求。他回顾了英国及欧洲的高等教育历史，认为“两种文化”的分裂就在于高等教育的专业化教育。这种专业化教育，使得青年大学生在学习期间面对的就是“两种文化”分离的现实，接受的就是“两种文化”分离的教育。二是社会形态将其定型化，即社会形态使这种分裂成为惯例。社会现实不仅默认这种分裂，而且还在制度规定、机制运行等方面推进了这种对立。特别是社会现实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不是同等的，按我们的说法就是，重视自然科学而轻视人文社会科学。
　　斯诺认为，“两种文化”分裂的长期存在，还有一些深层的原因。一是社会历史的渊源；二是学者个人的经历和禀赋的不同；三是知识分子之间不同的精神生活，主要是寻求知识的不同工作方法和思维方法；四是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科学革命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斯诺特别看重最后一个原因的作用。
　　斯诺认为的工业革命，就是我们讲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斯诺把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也就是我们讲的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内涵作了区分，斯诺作出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这里讲的工业革命，主要是技术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参与者并没有许多自然科学家，而是众多实践家，他们从技术上解决了一系列工艺过程问题，比如蒸汽机的使用等。这里涉及的不是自然科学家的成就，而是实践家的成就，至多是应用技术的成就。
　　始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给当时的“两种文化”带来三个结果。一是传统文化主要是人文学科这种文化，开始落后于技术发展的成就，而当时很多人文学者对工业革命的成就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脱离工业革命的实践，自顾自地继续坚持传统的人文研究。二是工业革命促动的并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而只是自然科学中的应用科学。三是纯粹科学即我们讲的基础学科，对工业革命的反应冷淡。工业革命的参与者，基本上是些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实践者，他们通过工业技术革命，寻求自己的发展机遇。从事人文学科纯学术研究的，都是当时上流社会的精英，他们生活有相当的保障，有可能从事纯粹的人文社会科学和纯粹的自然科学研究，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工业革命抱着冷漠的态度。特别是各种学院，更是丝毫不关心工业革命，使得工业的技术革命在学院之外的社会上得到长足发展。
　　斯诺认为，发生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并没有很好地推动科学的发展。随之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才把真正的科学运用于工业，使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自然科学家对工程技术和应用科学大多还是一窍不通，把应用科学研究仍然视为“二等头脑”的职业。从工业革命到科学革命，整个英国社会流行的还是重视纯科学研究、轻视应用科学研究的潮流。在斯诺看来，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人文社会科学更是游离于工业技术革命的主流。这就出现了“科学文化”的双重分裂：一方面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愈益分裂，因为自然科学较快地依附于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中应用科学与纯科学开始分裂，应用科学依附于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而纯科学游离于科学革命。纯粹的自然科学家和应用科学家尽管被纳入统一的“科学文化”，但他们之间的鸿沟依然很大。在人文社会科学内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整个脱离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其中，人文社会科学中一部分应用学科慢慢地靠近和依附于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人文社会科学中纯粹的基础学科，与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离得更远些。斯诺认为，直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也就是二战以后，纯粹科学才开始转向靠近应用科学，也就是纯粹科学逐渐进入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之中。这就说明，西方自然科学有一个多学科融合和结构调整的过程，其基本取向是向技术实践、工业实践和科学实践靠近。
　　现代社会对破解“斯诺命题”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国内学者对“斯诺命题”比较集中的介绍，主要见《中华读书报》2002年2月6日发表的两位学者的对话一《“冷战”坚冰何时打破？一关于“斯诺命题”的对话》。该文较多关注的是“斯诺命题”的消极意义，对其积极意义涉及不多。我这里想着重指出“斯诺命题”中包含的两个富有积极意义的问题。
　　第一，“斯诺命题”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广义上讲是所有的科学，其存在对象的整体性与既定学科的局部性的矛盾。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它们研究的对象无非就是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在现实世界，自然、社会和人本身是一个整体。古代社会，人们往往把自然和人分离开来，人对自然盲目地崇拜，人与社会也分离开来。到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整体性。但科学研究中，无论哪一门科学、无论哪一个学科，只是对这一整体中局部现象的研究。研究自然界及其局部格局的，形成了自然科学及其各具体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形成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及其各具体学科。无论哪门科学或哪个学科，都只是对整体中分离出的局部现象进行研究，并由此形成一系列具体科学和学科。任何学科与整体相比都是局部的，也都存在对象的整体性与既定学科的局部性的矛盾。任何具体学科对整体的理解都是局部的，所以既定的单独的学科想解决整体性的一些问题，就可能出现像“盲人摸象”寓言中的结果。每个学科都只掌握和理解整体的一部分，单独的学科不可能掌握和理解整体的全过程和全部内容。“斯诺命题”的合理性，就在于把这个矛盾揭示出来了。
　　第二，关于人文社会科学中“次文化”现象的思考。“斯诺命题”探讨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分裂，但是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中“次文化”的分裂、分离化的倾向也是十分严重的。不仅如此，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分离化的倾向，以及对人自身文化的研究和对社会现象及制度的研究分离化的倾向，己经成为我们进行多学科融合、跨学科研究的鸿沟和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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