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以下，中国历代也产生了众多史学名著，其中较为重要者有《汉书》、《通典》、《资治通鉴》、《通志》、《通鉴纪事本末》、《文献通考》、《明儒学案》等，它们的成功都与史家高明的编纂思想密不可分。至晚清，时代发生了剧烈变动，历史编纂学也由传统向近代嬗变。这一时期，历史编纂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创始于《史记》的典志体受到关注并得到改造，作为撰著时代所迫切需要的史学著作的新形式，先后出现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日本国志》等名著，并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尚书》至晚清《日本国志》诸作，我们可清楚看到，史学名著无一不是史学家惨淡经营、呕心沥血纂修而成的。它们绝不是作简单的资料的汇辑或史实的连缀，而是要写出史学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对治乱盛衰经验教训的总结，对历史人物的活动及其作用的分析、评价，写出史学家所要强调和凸显的最有意义的东西何在，写出史学家对历史演进趋势的预见，写出史学家对壮美的场景或沉重的代价所唤起的感情与思考。凡此种种，都是历史学家根据其确定的编纂思想来记述议论和组织安排的。

　　其中，有些史家已经明白地作出了概括和提炼，有些则蕴涵于史书中而需要我们加以.绎阐释，抓住历史编纂思想作为切入点进行剖析，就能有助于由表层的认识达到实质性的认识。我们坚持这样做，就有可能进一步读出史书中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哲理，读出史家的精心运思和周密组织，读出史家深沉寄托之处及其与时代脉搏的息息相关。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环节深入探讨，就能大大深化我们对客观历史进程和史学演进的认识，成效显著地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并不断增强、发展、深化其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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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M］．武汉:武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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