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分析具体的历史，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显然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如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判断，还需要关注它在社会关系上引发的变革。到１８４８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纪念《历史研究》创刊六十周年暨首届青年史学家论坛笔谈还要大”。正是因为生产力方面划时代的变革，由此引发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这些革命的前提是人身依附的解除。即使按照五种社会形态论，也可以说，奴隶社会（很多民族并没有这一阶段）、封建社会，甚至资本主义以前的所有社会，并没有本质区别，均体现了权力崇拜下的人身依附关系。马克思对小农社会特征的描述，“行政权支配社会”，应该是资产阶级社会以前、有国家以来所有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

　　近代社会既表现为生产力的跳跃式进步，大机器普遍取代手工业生产，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更表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基本前提是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或松弛，进而发展成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行政授权的程序化、政府管理的法制化、官员权力的制约化、人文思想的科学化、公民权利的神圣化，等等。在此意义上，资产阶级社会与有国家以来的前资本主义的所有社会才是截然对立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君权没有人权，“人”虽没死，但实属仆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人性复活，“人”获得了根本性的尊重，君权成为民权的一部分，而非凌驾于民权之上。在社会关系方面，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在小农占主体的社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样的关系。“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是在传统王朝无法通过改良来消除其官员腐败、行政效率低下、利益集团坐大等重重困境时，通过暴力引发改朝换代，消除王朝形式上的弊病。但只要不消除或减轻人身依附关系，这类改朝换代就没有现代政治革命意义上的进步可言。

　　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经济革命所完成的。而这一经济革命先于意大利萌芽，但完成还是在英格兰，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等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意大利缺乏自由的权利。李斯特写道：“由于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与宗教迫害，有大量资本和工业家流入了英国。……只要英国具有自由的权利、避难的便利、国内安定和平，有法律保障以及一般福利，只要英国具有这些特点，则每一次政治运动，大陆上的每一次战争，就会使它在资本和人材方面获得大量的新生力量。”由此可见，地中海沿岸的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未能发展起来，是外在因素阻滞了其进一步发展。恩格斯指出：“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各地的形成，取决于制度、法律、观念等，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并且，量变促进质变，经济革命包括了工业革命、农业革命、商业革命的完整体系。

　　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从来都无法解释得天衣无缝，但不论秉持何种信念，一个研究者的观念应该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体系，才不会自相矛盾。史学的前沿依赖于大量新的解释体系的创建，这是史学繁荣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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