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群忠[6]认为，孝文化具有二重性，即人民性和封建性，前者是基于人类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对父母的敬爱之情，是人类情感的需求，体现的是一种永恒、广博的价值取向；后者内含于孝文化之中，具有封建时代的历史局限性，封建统治者不断将其极端化、专制化、神秘化和愚昧化，从而使全社会形成愚孝，以利于其统治。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孝文化逐渐被异化。在宋朝，程朱理学通过对孔孟孝道观念的阐释将孝的理念与封建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把忠、孝混同起来，并且对孝的含义进行了改造，将“善事父母”改造为父权思想，并将其与忠君思想进行捆绑，提倡把“忠孝”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孝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逐渐走向极端化、愚昧化，最终形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愚孝思想。
　　在封建社会，孝文化从最初的产生、发展与完善，到最后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而逐渐走向极端化、愚昧化，这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生的“孝”的异化。孝作为宗族社会的伦理规范，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一方面，它满足了维护家族制度稳定、协调家庭成员关系的需要，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尊老敬老的道德观念，强化了社会成员的家庭意识和责任意识，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在稳定社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把孝与“忠君”思想捆绑在一起，使之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其愚昧腐朽的部分严重束缚了广大人民的思想，束缚了劳动人民的文化创造力，并由此滋生出许多腐朽的封建糟粕思想与传统，从而窒息了近代中国的发展。
　　随着欧美诸国相继完成产业革命，世界科技获得巨大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飞速提高，中国社会也进入了快速转型时期，这些都促使中国孝文化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近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三次巨大的社会转型，在这些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之间产生了激荡与交融，而长期以来被中国人视为伦理文化支柱的孝文化则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孝文化基本上是作为封建文化的糟粕而被批判的，孝作为一种文化，其普遍意义被忽略了。[7]因此，社会转型对中国孝文化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1.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前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市场，大量的新兴科技被引入中国，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遭到冲击，以传统小农经济为产生基础的孝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孝文化开始缓慢瓦解。一方面，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已无法满足家庭成员的需要，更多的家庭成员走出家庭聚居地，走进城市与工厂，孝文化生存的基础单位（家庭）受到资本主义伦理的破坏，传统孝文化对家庭成员亲密关系的约束力被弱化。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民主、独立、自由的思想观念被奉为拯救中国的精神宝典，传统的旧道德观念受到质疑与批判。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有志之士把主要矛头直接指向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中心的伦理道德和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及专制主义，开展了“打倒孔家店”“破四旧”等各种反封建的运动，儒家思想体系被全盘否定，封建社会的宗族制度与孝文化遭到了猛烈的批判。
　　工人和农民是受封建思想压迫最为严重的阶层，也是孝文化生存最为广阔的土壤，马克思主义在工农阶级中的广泛传播，全面地解放了封建愚昧思想对中国人民的精神束缚。在这一时期，孝文化最根本的尊老敬老的孝道观念虽依然存在，但被封建统治者所异化的愚忠愚孝观念受到了彻底的否定。
　　2.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在立法上明确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地位，确立了人人平等的社会地位，平等互助的社会交往模式受到提倡，这使得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有了新的定义。其次，经济体系的转变使“父权压迫”失去了可能。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力图使我国尽快从一个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大国，科技的进步促使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而青年人接受新兴科技知识的能力较强，这使得家庭权威向青壮年阶层转移，传统的“父权压迫”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铲除了思想压迫滋生的土壤，但同时也削弱了孝道的约束力。再次，多次文化革命冲击着传统孝文化的思想内涵。新中国成立后，为保证革命的胜利果实不被窃取，国内开展了一系列对旧思想、资本主义思想的批斗，建立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导的新型思想体系。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思想斗争走向极端化，不仅封建的腐朽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受到批判，我国的传统孝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多重作用力的共同作用下，孝文化的生存空间和作用发挥被再次压缩与替代，传统的孝文化体系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加速崩解的态势。
　　3.改革开放后
　　1978年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在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增长被提到国家发展目标的首位，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发展被排在了第二序列。这一时期孝文化的发展是危机与机遇并存：一方面，社会转型给孝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另一方面，人们在物质需要得到一定满足后，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给孝文化的重构提供了机遇。制度上，孝文化产生的基础——家庭——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家庭呈现内部结构单一、规模较小、关系密切、大家庭数量骤减、家庭与家庭之间关系淡化等趋势。而且，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关系虽然密切但代沟加大，沟通不畅。尊老、敬老、养老观念的淡化与传统家庭伦理的混乱等现象，使得“啃老”“空巢老人”现象普遍出现。经济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民养老压力开始从国家转移到个人身上。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养老服务的产业化，社会养老成本不断增加，现代养老面临着经济压力加大的困境。文化上，在经过近代社会的疯狂批判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思想冲击之后，传统文化表现出疲软无力的状态，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丰富的物质满足的同时，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在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领域悄然兴起，这无异于又给虚弱不堪的传统孝文化狠狠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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