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由于长期缺乏科学方法论训练以及过于偏好哲学思维方式，以致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仍然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之中。有鉴于此，理论界亟待重构刑事证据法学的理论体系。而科学构建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应该在回归刑事证据法本质的基础上，打造纯粹的刑事证据法学。
　　关键词：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
　　一、中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之演变
　　（1）传统刑事证据法学的萌芽。在1979年以前，理论界对于刑事证据法学的研究主要是以论文为主，直接以刑事证据法学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教材并没有出现。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翻译了两本苏联证据法学著作，其中《苏维埃法律上的诉讼证据理论》，不仅在苏联法学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我国诉讼法学界广为流传，并对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2）传统刑事证据法学的形成。在1979年7月之后，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研究因为刑事诉讼法典的颁布而迎来了第一春。老一辈的诉讼法学者不再立足于学习苏联的刑事证据法学理论和刑事证据制度，开始思考如何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问题，并出版了不少专著和教材。其中以巫宇甦教授主编的《证据学》和陈一云教授主编的《证据学》最具代表性。
　　（3）传统刑事证据法学的转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中青年诉讼法学者不再满足于老一辈诉讼法学家的教导，开始在引进和借鉴西方国家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与刑事证据制度的基础上，运用程序正义理论、价值论等对传统的刑事证据法学进行了深刻反思。同传统刑事证据法学相比，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已经发生下列显著变化：①认识论不再是刑事证据制度的唯一理论基础；②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的主体结构被大幅度调整；③对于西方刑事证据法学理论和刑事证据制度的态度开始由盲目批判转到逐渐接受，甚至盲目崇拜；④弱化哲学研究，深化比较法研究，强化实证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⑤增加对刑事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刑事证据规则的研究。
　　二、中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之反思
　　（1）认识论的误用。刑事证据法学是整个刑事证据法学研究的基石，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将直接关系到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和具体刑事证据制度的科学建构。在传统刑事证据法学中，认识论基本上被视为刑事证据制度的唯一理论基础。但是，随着程序正义理论、价值论等理论在诉讼法学界的兴起，许多中青年学者开始对认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如有的学者认为，将认识论作为刑事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不仅难以自圆其说，而且容易导致程序工具主义，不利于建立较为完整的证据规则体系。[1]
　　（2）对刑事证据法学的模糊定位。现在学界纠缠于证据学与证据法学之间，或者游离于法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一些如何保障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科学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知识，如侦查学、逻辑学、概率论、统计学、法医学等也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对象。显而易见，在大部分学者将证据学与证据法学不加区分进行研究的情况下，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的混乱结果也就不难理解了。或许正因如此，有学者开始质问我国的证据法学是否还是一门法学。[2]
　　（3）刑事证据法学研究方法的局限。首先，刑事证据立法匮乏的现状导致注释法学方法迷失了研究方向。不论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还是经过修改之后的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有关刑事证据的内容都比较欠缺。其次，以推动刑事证据立法、刑事司法改革为目标进行对策法学研究，不利于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知识的增长。在很多研究者看来，一篇只提出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方案的论文，经常被认为是未完成的论文；一部只分析问题而没有提出立法对策的著作，也可能被认为没有太多创见。最后，以拿来主义的心态进行比较法研究，不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正像有的学者在回顾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现状时所指出的那样：“在刑事证据法学领域，有关证据问题的研究几乎完全陷入到对西方证据理论的引进、介绍和比较分析之中，而既很少关注法院在证据运用中存在的问题，也没有从中国的刑事司法经验出发，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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