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改革开放以前的运行状态。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此时期公民的就业岗位和就业安置主要依靠国家通过计划统一配置，因此宪法劳动权主要以社会权为主要特征。在1945年与1978年的宪法中对于公民劳动权的规定，都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制定的，主要强调的是国家公权利在公民劳动权中的支配地位。并随着计划经济的逐渐深入，开始实行劳动就业的政策，公民的职业自由选择权在这一政策下逐渐消失。计划经济阶段实行的劳动就业政策是以“统分统配”的形态展开的，人民的职业岗位必须由国家劳动部门统一进行分配，若不听从政府安排只能面临失业。从此处可以看出，宪法劳动权中的社会权拥有绝对权威，而自由权属性基本消失。在此种情况下，劳动权就不再单单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了，也成为公民的一项义务。在实际的社会生产中表现的就是公民没有不劳动的自由，因为一旦不付出体力劳动，就无法获得生存的必要来源。
　　（2）改革开放以后的运行状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原有的计划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所有制形式也开始转变，由原本的公有制经济体制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行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在宪法中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宪法劳动权中开始出现自由权属性，公民可以自由选择就业岗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劳动权益。国家在1982年的宪法中对强势安排公民就业的规定作出调整，提出“国家通过各种途径，为公民创造就业条件”的办法。随着经济形式的不断发展，宪法劳动权内容也逐渐丰富完善，尤其是营业权回归到公民手中以后。在计划经济时代，营业权被垄断在国家手中，公民在宪法中的劳动权仅仅体现在就业中，合法的劳动权利得不到充分满足[5]。而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并且非公有制经济在宪法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国家对营业权的垄断形式彻底被打破，使公民在劳动形式的选择上范围得到扩大。从劳动形式的角度来看，公民的劳动权范围变宽之后，营业这种劳动方式进入到宪法劳动权范畴，并成为当前人们生存发展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宪法劳动权保障的新课题
　　在我国现今流行的宪法权理论中，依然将公民的劳动权视作简单的社会权，而相应的劳动权保障与救济理论方面，还呈现出一片空白的景象。处在社会权之下的宪法劳动权是不具备具体的意义的，公民不能单单依靠宪法中的相关规定去向国家申请就业的机会，因此公民的合法劳动权更本无从得到保障。除此之外，宪法学理论中还将权利救济的主要方式局限在宪法诉讼与违宪审查等方式上，使得宪法劳动权保障权理论发展受到严重限制。
　　在宪法劳动权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已经在社会权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定的自由权属性，公民的职业选择也愈加的自由，并成为当前宪法劳动权的主要存在方式与运行形态。但是，法学界在研究宪法劳动权的过程中，并没对这一变化引起重视，他们多数将劳动权放置在劳动法的基础上开展研究，而公民对职业的自由选择对其自身个性与生存发展存在的宪法价值并没有被发现[6]。有的学者在从事宪法劳动权的研究过程中，根本就没有将公民的职业自由选择视为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从而也就不存在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理论范畴。这种理论上的研究缺失，使得宪法劳动权的保障范围覆盖不全面，也使得在自由权中发展出的权利救济理论发展受到限制。
　　宪法劳动权具备单一社会权时，由国家统一对公民劳动形式、劳动岗位作出统一安排，严重侵害了公民职业自由选择的权利。而发展至今的自由权形式下的宪法劳动权具备了一定的防御能力，劳动权的主体也就是公民，可以通过宪法劳动权提出自己的主张，以预防公权力对自身基本权利的侵害。换一种形式来讲，就是公权力主体可以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对职业性劳动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作出适当的调整与规范。但是，这些限制措施的制定与调整一定要以宪法劳动权作为主要的目标与宗旨，还要完全符合宪法的审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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