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的“天下”正在经历颠覆性的变化，社会秩序面临瓦解，这迫使中华民族不得不重新寻找建构精神生活的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并登上历史的舞台，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他们通过各种社会交往参与社会变革的议论，并对各种社会现实提出批评，其中就包括对报业及出版业的批评。

　　清末民初时期，我国出版事业初步获得发展，一批大型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逐渐转向现代企业化管理方向，但也面临转型时期的各种问题与挑战。由此，新兴知识分子展开了对其严肃、认真的批评。

　　解剖与批评出版界乱象

　　1.批评出版界著述的萧条与萎靡

　　清廷禁锢言论，民初袁世凯政府为压制言论自由，不惜残酷迫害新闻出版界进步人士与进步出版物，并连续颁发《报纸条例》、《出版法》，条文十分严苛。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出版界一度陷入萧条、萎靡状态。

　　胡适在1918年的《新青年》杂志第四期当中，撰文对清末民初时期出版界“沉寂而混乱”的萧条状况进行了批评。但直到五四运动爆发，出版界的这种萧条状况没有得到根本上的缓解。郑振铎曾针对1919年出版的专业书籍进行数量与种属统计：“最少的是哲学科学的书，除了北京大学丛书和尚志学会出版的丛书外，简直没有别的有价值的书了……专门研究的定期出版物却绝无仅有，许多言论多是辗转得之别的杂志，都是出之于写作者的直觉，有实在的研究根底的却绝少。”①

　　对于这种状况，陈西滢、裴复恒、杨幼炯等知识分子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中国每年出版的新书在二千至二千五百部之间，同国外比较，要沦为‘三等国’的地位”；②“在几张新派的报纸上，时常有著述稀少的浩叹，而发此浩叹的亦未必有什么著述，原来现在的报纸是编辑先生给自己的同事同气看的”；③“国内的社会科学刊物只占少数，名著更是少见，我国中等以上的学校，采用的社会科学教材，都是外籍，不然就无法开展教学工作……这是最大的耻辱”。④

　　2.批评出版作品内容的低劣

　　清末民初出版界的消沉让知识分子十分焦急，但令知识分子更加焦灼的，却是当时出版机构普遍缺乏职业意识。为了牟取利益，许多出版机构竞相出版价值低下，甚至是“卑劣”的文学作品。从事译著的工作人员，好图名利，不愿意做切实的研究工作，致使译著水平低下。针对这种情况，知识分子围绕几个方面展开了批评。

　　第一，批评译著水平的低劣与重复劳动。《现代评论》的一篇文章批评当时的翻译作品：“近来国内翻译的东西真是糟到不成样子了……许多很好的外国著作……半路上被只知贸利的奸商放了水，上了颜色，弄得信用扫地，无人敢于过问。”⑤当时的译著不仅翻译水平低劣，且重复翻译的情况比较常见，郑振铎就曾诘问：“已经有好几人译了，为什么又译？……为什么要费了许多的工夫，做人家已经做过的工作？”⑥

　　第二，批评出版物编辑方针的混乱、庸俗。罗家伦在《新潮》杂志中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不客气地全盘点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系列杂志。他眼中的这些杂志十分不堪：《学生杂志》是“极不堪的课艺”；《妇女杂志》则“专说叫女人当男人奴隶的话”；《东方杂志》“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毫无特色、毫无统系”，“对于社会不发生一点影响，也不能尽到一点灌输新智识的责任”；《教育杂志》内容“多半不堪问了”。⑦

　　第三，批评卑劣作品的传播。卑劣作品，指的便是传奇类、黑幕类、迷信类、言情类的文学作品。郑振铎统计，1919年全国出版界数量上除了定期出版物（即报刊）外，就数黑幕及各种奇书小说最多。正如傅斯年指出的那样：“年来出版物，独以恶滥小说为最多。”⑧其中，尤以上海的卑劣作品最为泛滥，《文学周报》中有文章这样描述：“上海近来充斥著灰色的小说匠，因为一般口味低劣的民众正要求着腐烂的腥惨的东西，灰色的小说匠乃加工赶制，粗制品触目皆是。”⑨

　　对于卑劣作品的传播，知识分子是十分抵制的，戴季陶严厉批评上海报纸利用黑幕小说来获取利润，未履行对社会监督的职责，丧失了报纸的价值。⑩唐庆增也批评小说杂志十分劣等，内容荒谬怪诞、不堪入目，不但失去了出版物的根本宗旨，对青少年的危害也很大。⑾何宏图则干脆指名批评《礼拜六》、《小说世界》，认为二者就是典型卑劣作品的代表，其它刊物纷纷学习他们的做法，这是出版界的堕落。⑿

　　第四，批评教材质量不高。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些低质量教材，被知识分子当作了批评的反面典型。舒楷父曾这样批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世界地理》：出到第五版，收益可观，可谓是“利市三倍，风行一时”，但是其内容“陈腐”“偏见”和“详略不当”，甚至出现常识性的可笑错误。⒀

　　事实上，当时出版业普遍都不大注重对出版物的严格校对，以至于出版物中常出现错字，例如，《东三省国语补充教材》中以一省国语冒充三省进行出版；高小新发的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居然出版到三十五版，都未能修改。胡适就在日记中常对此提出批评。

　　针对教科书的质量问题，《晨报副镌》有文章批评商务印书馆害人子弟，“要是有和我同行的，用该馆书的时候，千万要斟酌再斟酌，谨慎再谨慎，否则拿起书来就教授学生，那真就害人子弟不在处呵”。⒁

　　第五，批评报刊印刷技术和发行方式的落后。民国时期，尽管现代出版事业开始兴起，但大多数出版物仍然不重视印刷技术与发行方式，以报刊为最。《晨报副镌》记者描述当时中国报纸的印刷技术：“论印刷，大多数报馆都自己没有印刷所，只胡乱发给别家去印，印在报上不但没有圈点，眉目甚不清楚，就是那副呆板的相貌，看了也好不能引人美感。友人某君尝为我谈及报纸印刷，说中国报馆印刷处不备ABCD之字模犹可说也，连1234之阿拉伯数字有时尚用木刻，则真令人惊异了。”⒂

　　不仅印刷技术落后，报纸的发行方式也十分落后，东生撰写《封建势力在报纸上》批评：“在中国，即便是新闻中心的上海，报纸也要在上午九点至十点左右，导致读者无法抽出时间阅读，于是只能在午饭和晚上阅读，因此，日报成了午报或晚报了。”⒃

　　第六，批评副刊“成殃”。五四时期，各大政治派别纷纷开辟报纸副刊与专栏，各种鼓吹政治思想的人士利用报刊文章互相追捧谩骂，逐渐形成副刊内容良莠不齐的局面；同时，副刊上大量刊登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一派靡靡之音。受副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正在学堂念书的学生，当时副刊是京沪学界学生的追捧读物，社会上甚至流行出了“现在学生只读《读书》不读书”的谚语。⒄

　　对于副刊过热的负面影响，张奚若总结：第一，副刊内容连年累月胡说乱写瞎抄，空无一物，学生拿副刊作教科书，深受其害；第二，学生将副刊当作出风头的场所，更堕其志；第三，副刊的内容专为讨好学生而设，选稿标准过于狭窄。⒅

　　徐志摩也批评副刊来稿质量不高：“一等材料没有时只得将就次等的，次等材料都没有时只得勉强用更次等的……即使有名望的人有稿子来时，他们往往是为敷衍副刊或是周旋副刊的记者，成心选他们自己不看重多少随便的东西拿来。”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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