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福柯提出权力并非实体，而是一种关系，散布于各处，具有生产性。他具体考察了权力是如何运作的，一些权力关系是如何以更微妙和弥散的方式被维持的。他的核心思想中警醒地提出权力与知识是共生的。这种无处不在的权力关系，笔者认为，在当今社会的媒体职能中体现得一览无余。新闻媒体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信息传播手段，以链条形式发挥其功能，采纳各种新型的媒体形式，又借助公众将这种关系扩散到各处，实现了新闻播报的真正目的，而福柯理论中的权力与知识共生在新时代媒体影响力渐强的态势下则表现为权力与“独知”共生。

　　关键词：权力 知识 媒体 独知 话语

　　一、引言

　　媒体在现代社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媒体形式与发布途径也由简单的电视新闻、收音播报演变为国家和地方的报纸新闻、黄金时段的新闻联播、时事评论分析、网络评论、实况前线播报（记者连线）、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等多种类全方位的“客观真实”报道。公众眼中的新闻应该是客观的、真实的，然而，事实上新闻作为一种时效性“知识”，越来越多地承担着与权力共生的角色，成为各国的重要内政外交手段。现今的新闻媒体所拥有的这种知识具有一种垄断性，正是由于在新闻的获取和追踪过程中记者或者媒体单位拥有第一手资料，他们也就拥有了处理这些资料的权力以及如何向公众发布的权力。这种对新闻“知识”的先获得，在笔者看来，就是“独知”，即独自拥有知道的信息，又或是独自知道某些事件，而这种独知的首要特性是先于他人获得知识。那么一旦先于他人获得某些信息，接下来对这些信息的处理方式和保留程度则无处不存在权力的关系点了。如莫伟民（1996）所说：“权力是力量关系借以实施的策略；其一般设计或机构具体体现在国家机器、法律条文和各种社会统治权中。”

　　二、新闻媒体“独知”与思想控制的权力共生

　　表面上看，新闻的流通似乎是自由的，我们所听到看到的新闻是客观的真相。媒体使用了各种现代科技与播报手段“尽力”地呈现给事件的“客观的”第一现场，殊不知，这个第一现场已经经过筛选，这一步中筛选信息的正是看似客观的摄像镜头，而处理镜头的正是带有自身观点倾向性的记者，这个记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或她代表的是某个国家的利益，他或她的摄像取材也要服务于对国内外宣传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思想控制这一权力在媒体的传播中体现得一览无余。无论采用何种“客观”取材方式（照片、摄像、现场连线），无论采用何种“客观”的报道方式（现场直播报道、嘉宾点评、报纸），媒体预设好的导向性是不会改变的，这些形式无非是更为隐蔽地把主观的目的融入看似客观的报道中。即使是互联网这种看似大众化的传播途径，也只不过是将每一个个体的受众也纳入这一思想控制的权力关系中，由每个受众把自己的眼睛耳朵获得的信息经过嘴巴转述或者手敲打键盘转发消息来实现这一关系链的延续。而所有看似客观的传播方式无非是一层外衣，笼罩着所有第一现场的真实，服务于“独知”的目的。

　　新闻媒体作为国家的宣传工具，利用其先知先动的地位，掌握了时效性“知识”，利用摄影技术及有针对性提取播报材料，通过对这种“知识”的处理实现对公众思想的控制。一旦这种经过设计而提取的信息被传递，每一个新闻的受众个人都成为这个知识权力关系的个体，既体验这种权力的支配，又将这一权力实施与传递下去，这样的信息就循环往复地由新闻的直接收听收看者传递到未能直接观看新闻或没有能力观看新闻的人那里，实现新闻传播的权力关系网。

　　三、新闻播报与信息传递的方式就是权力运作的技术

　　（一）各种媒体播报方式服务于国家的意识形态

　　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与实况前线播报（记者连线）这些更新的媒体形式，看起来使媒体报道更具真实性，使第一现场离新闻受众更近。新兴的互联网论坛、博客、微博等自由的媒体形式似乎体现出自由思想的表达。事实却并非如此。比如说，新闻发布在英、德、瑞士三国的政府机构或学校中的安排具有很强的计划性，并且具有明显的应急色彩，要求在一小时之内做出反应，采取相应的对策，而柏林理工大学的新闻办公室的信息发布活动要受德国宪法和新闻法规的监管，无论发生什么事件，新闻办公室必须予以公布，公布的方式与内容也需要第一时间与校领导沟通（程曼丽，2010）。由此可见，新闻的发布是经过处理、筛选的“知识”。

　　（二）媒体作为监视技术

　　各种媒体播报方式构成媒体的监视技术，从报纸、广播到互联网论坛、微博的诞生，媒体形式多样化主要目的是要达到信息传递的普遍化，而新闻传播的广泛性正是体现权力充斥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力量所在，也正是由于媒体的存在，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才时刻感受到自己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自己是生活的主人，是被尊重的新闻受众。但同时媒体也构成了对社会各个层面发生事情的一个监控和检查工具，或者说媒体存在的社会就是一个无形的规训机构，虽然它看似光明而清晰，看起来一点也不会有规训人的感觉。

　　在新的时代下，媒体存在的地方，被监视的不再是某个建筑，而是整个社会，当媒体发展到能够利用网络来传递信息时，建筑的边界就被打破了，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处于媒体的监视之下。一旦发生任何事情，媒体第一时间介入播报，让任何地方都摇身一变扮演着曾经的“边沁的全景敞视的环形监狱”，摄像镜头、照片与现场连线取代了“了望塔”和“窗户”，可以令任何时事现场变为被“观看”的地方，摄影与摄像技术让这些被观看的现场“通过透明度达成权力”，全方位的报道和新闻受众的关注也进一步催促了新闻人对新闻的捕捉。

　　四、媒体体现在公众身上的自我技术

　　媒体的监视技术赋予了媒体人或新闻人极大的权力，上文所提到的媒体的监视技术赋予它的规训的角色，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倾向性，而拥有这种技术的媒体人或者新闻人也被赋予了无上的权力，因为他们可以选择把镜头指向谁。而在这一关系链上，新闻受众这一权力的被支配者和实施者，也逐渐形成这样的行为模式：一见到某些特别事件就马上报告媒体，一遇到不公正待遇也马上爆料投诉向媒体寻求帮助，正是这样一群受众也在充分地将这种权力关系“生产”下去，所以说“当代新闻自由不限于媒体和记者的行业自由，也赋予受众使用媒介、表达意志的权利”（刘建明，2007）。受众相信新闻的作用，使用新闻媒体的技术手段并参与到新闻发掘的前线正是体现了媒体这种权力承载者使每一个受众运用自我技术把自己变为这种权力关系的一个关节点，并将这种关系链条式传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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