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在《20年危机》中列举了苏联政府的例子，在布尔什维克夺取苏联政权之后，面对军事、经济实力均十分薄弱的状况，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成为他们手中主要的武器，也几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最初，他们坚信，通过散发传单和传递友情就可以瓦解德国军队。后来，他们又在协约国内进行宣传攻势，以制止协约国在俄国内战中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干预行动。苏联也是中世纪之后，第一个传播国际真理和创建世界性宣传组织的国家。这种宣传在随后的历史中，也让苏联的影响力急剧增大，同时也对苏联实力的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意义。卡尔也在此提出了“意识形态”的问题。他问道，假如权力不能国际化，政治领域也就不可能存在什么国际舆论了[8]。

　　虽然卡尔关注的是舆论背后的力量，但是，舆论如果不能形成集中的“大声”舆论，那其所谓的背后的力量也就无足畏惧了。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在国际社会是否能够形成一种真正世界舆论，来展现这种舆论背后的权力。

　　“世界舆论显然是一种超越国家的公众舆论。他把不同国家的成员团结起来，至少在某些根本性的国际问题上形成共同意见”[9]。摩根索的这种世界舆论显然是作为一种普世价值而言的。无论是红色苏联的“共产主义”还是美国所倡导的“自由世界”均可以算是这样的一种舆论。但这一种舆论是否就真正超越了国家这一概念？

　　卡尔举出了一些例子，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自由贸易、1848年原初形式的共产主义或是1917年后再现的共产主义，建立国联的主张，他们都看上去是国际舆论的实力，似乎与权利毫无关系。但是仔细思考一下，如果这些思想没有国家色彩、没有国家权力作为支撑，他们在政治上又能有多大的作为呢？

　　摩根索对于一种超越国家与民族的统一的世界舆论的出现以及作用则更为悲观。他更是举出了众多的例子，1935年后德国的外交政策，1956年俄国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包括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入侵，1936年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这些行动均遭到了超国家的公众舆论的反对，但这些行为最终依旧发生。摩根索将公共舆论对这些事件的无力归结于，世界各地有关国际事务的公共舆论都是由国家政策机构塑造的。而国家政策机构所首要满足或是说唯一需要满足的目标就是维持本国的国家利益。

　　1920年国际联盟在《凡尔赛条约》之后成立，直到1946年正式解散，缺少美国的参与，英法的热衷，国联没能解决包括意大利侵入埃塞俄比亚、日本入侵中国任何一场战争。和平的呐喊空洞而无力。1992年苏联解体，一个巨大的红色帝国骤然垮塌，一夜之间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寥寥无几。“社会主义”的声音在国际社会上一夜之间几乎销声匿迹。没有强国的支持，无论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还是为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理想，均无法实现。而这些组织所制造的舆论，也自然无人问津。

　　出于对本国、本民族的认同，任何公众对价值判定的出发点均是自身利益。人类共同反对战争，是因为人类具有这一共同的心理基础，需要生存、渴望自由和财富。但人类社会现实不符合众生平等的理想状态。虽然人们关于对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的评价都是一致的——但道德判断和政治评价却显示出极大的差异。同一种道德和政治概念在不同的环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10]。正如摩根索说的，人类团结一致反对的是战争本身，是抽象意义上的战争。但人们不能把对战争本身的抽象但对转变为反对某一特定战争的具体行动[11]。

　　就如同1935年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亚之后，即便所谓的世界舆论对战争进行了谴责，但没有国家愿意冒着损害自身利益的风险去阻止战争。因此，出于对不同的需求，人类很难在一些具体事务上找到公共的诉求来产生统一的世界舆论进而产生出影响事件本身的权力。

　　就单纯的世界舆论而言，要制造某一种世界舆论并非难事，但关键在于，要使其能够产生、或是说引导舆论背后的权力去影响、干涉舆论所关注的事件本身。

　　三、结论

　　就经典现实主义而言，他们对于公共舆论的思考并非来源于超越人性私欲之上的“高尚道德”或者类似的东西，而是从根本的人性和现实道德方面来解读，卡尔和摩根索均从普通人性出发，分析过个人心理之与国家，并如何投射到国家的外交行为之中，如何解读国际舞台之上权力斗争中个人的心理基础，以及社会、民族根源。以此我们可以找到个人思想如何衍生而公共舆论之中，进而作为一个个人如何参与到庞大而又繁杂的国际政治活动之中。

　　公共舆论作为一种软的权力，表面上与现实主义所在意的军事、经济等物质性的硬实力并无关系，但随着传媒业的发展、大型的跨国传媒集团将公共舆论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新的媒体和媒介也在愈发深入的嵌入当今社会，将个人与政治紧密相连。无论是传统电视、报纸、广播媒介对于千里之外他国政事的报道，还是诸如脸书、推特在近些年各国“民主动乱”中的所起到的作用，都足以证明在如今，公共舆论的力量已经远超曾经。

　　世界舆论的确如同摩根索和卡尔所说的那样，他们背靠那些真实的物质性的权力，才能发挥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对于国际政治而言，国际舆论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与舆论背后所拥有的物质权力在一定范围内是成正比的。它意味着世界舆论并非毫无限制力，但另一方面，它的限制力也仅仅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作为物质权力衍生出来的一种力量，公共舆论的表现是极具特色的。它所反映的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不过是国际政治实质的反映，国际政治的实质潜藏在道德、习惯和法律的规范性秩序中”[12]。这种力量的真正源泉在当今现实世界，并非超然与个人或者国家私欲之上。它源于各国的权力，并按照各自国家政治哲学、道德和愿望来塑造自己的形象。

　　参考文献：

　　〔1〕〔2〕罗伯特·杰克逊，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51，51.

　　〔3〕〔6〕〔7〕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15，123，125.

　　〔4〕汉诺·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47.

　　〔8〕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4.

　　〔9〕〔10〕〔11〕〔12〕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97，299，30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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