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分地区城镇、农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估计

　　比较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结果发现，1978—2012年间，三个地区的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均高于农村居民；从城镇来看，东部地区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如果不含西藏地区，则西部地区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最低，呈现出东、中、西依次下降的特点，表明中国经济越发达、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城镇居民预防性动机强度越高。从农村来看，中部地区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最高，其次是东部，最后是西部，显示出中间高、两头低的特点。

　　3.全国与分地区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时序变化

　　为观察1978—2012年间全国与分地区城镇、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时序变化，我们以5年为一个窗口对相对谨慎系数进行滚动回归估计，得出回归结果（见表4）。从表中可看出，全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可分为1978—1997年和1998—2012年两个上升区间，且在1993—1997年间达到最高，在1998—2002年间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有所下降，之后逐渐加强。从分地区的情况看，东部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呈波浪式平稳滚动，且在2008—2012年间达到最高，其走势与全国趋势较为接近；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均在1988—1992年间达到最高，在这期间，中西部地区城镇数据发生明显的结构性转变，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显著增强，之后有所下降。其中，中部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动机强度在1993—1997年间显著下降后处于平稳上升态势，西部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则持续下降，于2003—2007年间降到最低，在2008—2012年显著上升。

　　全国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在1978—2002年间持续上升，并在1998—2002年期间达到最高，之后持续回落。分地区的滚动回归结果表明各地区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都是在1998—2002年期间达到最高。东部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在1988—1992年间显著增强，之后保持平稳，2008—2012年间有所下降；中西部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呈波浪式滚动上升，在1998—2002年间达到最高点后均有所回落。西部地区若除去西藏数据，则动机强度波动较大，且在1978—1982年间估计结果仅为2.273，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弱。

　　四、主要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对1978—2012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地区差异和时序变化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在样本区间内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都存在很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而且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于农村居民。其原因可能在于：虽然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更高、面临着的流动性约束较小、抵御风险能力更强，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迫使其采取比农村居民更强的“事前”防范措施，即更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二是在样本区间内东部地区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于中西部城镇居民，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的城镇化、市场化水平更高，面临的不确定性高于中西部城镇，其城镇居民预防性动机强度越高。而农村地区却是中部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最高，其次是东部，最后是西部，显示出中间高、两头低的特点。

　　三是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加速影响了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时序变化。在经济体制发生巨大变迁的1988—1992年间，中西部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达到最强，在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农村的城镇化、市场化进程加快，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在1998—2002年间都达到最强。

　　四是提高城镇化率和人均GDP水平未必能有效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反而可能增加。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由于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于农村居民，城镇化率的提高，必然给原来的农村居民带来较大的、更加不确定的转移成本，迫使新获得城镇户口的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从而强化整个城乡居民的预防性动机[11]。此外，当居民的收入极低时，居民没有能力以增加储蓄来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当低收入地区的城镇化率提高时，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提高，预防性储蓄也相应提高。

　　针对上述结论，我们对缓解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快速增长，有效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从而增强内需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加快建立惠及城乡居民的全方位社会保障体系，降低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的预防性储蓄倾向。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都能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而且由于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更高，医疗保险制度对促进其增加消费的效果更加明显。臧文斌等人（2012）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参保的城镇居民的年非医疗消费支出比未参保家庭约高13.0%[12]。白重恩等人（2012）的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使得非医疗支出类家庭消费增加了约5.6%[13]。

　　二是通过采取综合性措施，有效扭转城乡居民、城镇内部不同阶层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收入差距的缩小一方面可以降低收入最高阶层的居民储蓄能力，另一方面也减少他们的财富示范效应，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收入较低的居民的竞争性储蓄倾向，整体减少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

　　三是在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应更加注重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由农村居民的“户口城镇化”转向“福利城镇化”。首先需要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稳定提高居民的收入预期；其次是解决好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和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再次是完善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中的征地补偿等制度，降低城镇化与工业化给现有农村居民带来的转移成本，从而降低其预防性储蓄动机。■

　　（责任编辑：王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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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Carroll，Christopher.HowDoesFutureIncomeAffectConsumption？[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109，February，1994：111-147.

　　[5]龙志和，周浩明.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0（11）.

　　[6]施建淮，朱海婷.中国城市居民预防性储蓄及预防性储蓄动机：1999-2003[J].经济研究，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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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万广华等.转型经济中储蓄行为：中国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3（5）.

　　[12]臧文斌，刘国恩，徐菲，熊先军.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统计研究，2012（7）.

　　[13]白重恩，李宏彬，吴斌珍.医疗保险与消费：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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