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根据企业自身创新和技术的外部性，结合吸收能力和FDI溢出效应，将技术进步路径分为技术研发、技术的转移与扩散、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本文利用我国2005-2011年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法，发现三种技术进步路径对内涵经济增长均有正向作用。另外根据分组检验，发现不同类型的行业技术进步路径对内涵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关键词：技术进步路径技术溢出吸收能力内涵经济增长系统GMM估计

　　引言

　　国内外学者对R&D努力、FDI溢出效应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有关如何选择技术进步路径的问题尚未得到关注。很多研究将FDI溢出效应进行分解（傅元海，2010；沈坤容，2010），但没有结合企业自身R&D创新努力来完备地表达出企业所有的技术进步路径。没有文献检验企业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下对内涵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没有文献将企业吸收能力与技术进步路径相联系。因此，如何选择技术进步路径、提升FDI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贡献程度，积极吸收FDI先进技术，是我国高技术产业及其政策制定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三点：一是从理论上将吸收能力与溢出效应相联系，并构造出技术进步路径（技术转移与扩散，技术合作转让与援助）的变量；二是采用Malmquist-DEA方法下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数代表内涵经济绩效，并利用2005-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内含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采用分组检验，检验不同性质的行业技术进步路径影响内涵经济绩效的差异，这对引进FDI政策的制定和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文献综述

　　技术进步理论是20世纪前叶由熊彼特提出的，他认为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众多的研究文献中，对技术进步的定义主要有两类：一是技术进步一般是指技术在实现一定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化和革命。二是指在科学研究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基础上，技术满足社会需要的作用不断提高，组织和管理不断完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过程。

　　企业获得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方面是自主创新，另一方面是依靠技术的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20世纪70年代，很多学者开始关注FDI能够促进本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Globerman，1979），并认为FDI能够提高本国的生产效率。而罗默、卢卡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假设技术以资本为载体，研究资本投资带来的知识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为FDI的溢出效应理论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

　　学术界将FDI溢出效应分为水平型和垂直型两大类别，然后再予以细分。国内外学者根据从不同角度对溢出效应有不同的分类，较早的经典文献将FDI溢出效应分为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关联效应和培训效应（Kinoshita，1998）。XuBin（2000）研究了美国在40个国家中的跨国公司，发现技术转移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上升，但在欠发达国家中则没有，如果一个国家想要从FDI中获益，需要进入一个最低的人力资本门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劳动力无论数量、素质还是成本，都符合外资企业进入的要求，这也为我国引入外资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企业想要获得更大的技术溢出效应，需要获得"一种评价、同化及运用外部新知识，最终形成商业的能力"，即吸收能力。因此，在跨国代工中，技术溢出对代工企业的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而促进作用的大小则取决于吸收能力，吸收能力促进了技术溢出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是吸收能力的因素，Cohen和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指出，企业研发投入不仅直接驱动了技术进步，而且增强了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学习和模仿能力，使企业拥有更强的吸收技术溢出的能力。Kim（1998）认为，吸收能力包括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技能。Lane和Lubatkin（1998）扩展了吸收能力的概念，强调吸收能力同时受到自身相关知识存量与"师范"企业的相关程度。Narula（2004）认为吸收不仅仅是简单模仿，吸收能力应包含吸收和消化两个过程，即吸收能力也包括了产生新知识的能力。

　　在研究技术进步路径时，现有文献往往只将其与技术溢出相联系，并未考虑到企业吸收能力；在研究吸收能力的文献中，大多数学者只是研究了吸收能力的结构维度、过程维度和产生原因，而没有经验研究将吸收能力与不同的技术溢出效应相结合。因此，本文无论对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技术进步理论的发展，还是对我国利用FDI进行产业转型的产业政策探索，都有积极意义。

　　模型与指标选取

　　本文创新点之一是引入了吸收能力，学术界对吸收能力指标的构造方法有很多，Escribano等（2002）使用三个虚拟变量衡量企业的吸收能力：企业拥有研发部门、企业是否开展R&D人员培训活动、R&D人员占比超过行业平均水平；Mowery和Oxley（1995）、Lee（2001）则使用R&D经费投入、R&D人员教育程度来度量企业吸收能力；Grimpe和Sofka（2009）用R&D支出占销售额比重来表示吸收能力。本文所研究吸收能力的研究载体是内资高技术行业，因此，本文采用内资行业研发投入与R&D人员全时当量之比作为内资企业吸收能力（Absorb）的代理变量，吸收能力的载体是溢出效应，采用两者的连乘项作为技术进步路径，因此本文构建带有连乘变量的方程进行检验：

　　（1）

　　在指标选取过程中，考虑到数据是否可以获得，本文将R&D经费投入作为技术研发的代理变量；根据傅元海等（2010）采用外资企业研发本地化程度（LOR）作为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的代理变量，其计算方法为外资企业R&D投入与总产出之比；采用外资参与程度（FSHA）作为技术转让、合作与援助效应的代理变量。本文选择lnKL和Agg作为控制变量，lnKL为人均投入资本的对数值，是经济增长模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Agg为某行业在某一年的集聚程度，本文采用Ellison-Glaeser（E-G）空间集聚指数，并按照省际面板数据计算，其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下标t、k和j分别表示年份、地理区域和行业。Aggi，t为i行业在t年的E-G空间集聚指数，pkt为t年时k区域内该行业的就业人数占整个经济体同一行业就业人数的比值，qkt为k区域内所有行业的就业总人数占整个经济体所有行业就业总人数的比值，Xt为该行业整体的工业总产值，Xjt为j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本文采用Malmquist-DEA下的TFP指数作为内涵经济增长绩效指标。

　　（2）

　　在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中，通过差分来消除个体效应，但进行滞后一期的差分项与差分的当期随机误差项仍存在相关性。另外，由于模型存在严重内生性，最小二乘估计量不再是一致估计量。因此本文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解决模型估计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系统GMM估计方法可以利用内生变量的水平值和差分值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从而不需要寻求其他工具变量。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了一阶差分GMM估计方法，这种估计方法是将方程做差分处理，然后把滞后两期或两期以上的内生变量作为其自身的工具变量，从而克服内生性的问题。但一阶差分GMM估计方法可能存在工具变量不足进而导致弱工具变量问题，系统GMM估计方法克服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其方法是将内生变量的差分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中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Arellano和Bover（1995）证明内生变量差分滞后项与内生变量相关，而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Blundell和Bond（1998）证明了系统GMM可以降低一阶差分GMM估计的偏误。

　　大多数文献在研究技术研发和技术溢出效应时，都把解释变量作为外生变量处理，但在FDI技术溢出与本土产业的技术进步之间，本土产业的研发与产出之间，都可能存在内生性。因此，为消除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解决模型估计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在估计模型中，本文将LnRD、LOC、FSHA、LOC*Absorb、FSHA*Absorb作为内生变量，采用其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Agg与LnKL则作为外生变量。

　　数据来源：本文实证研究中的数据均来自于2006-2012年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其中内资行业数据通过大中型企业生产经营数据与三资的企业数据之差获得。本文以五种高技术产业的子类行业为分析对象。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模型的初步估计

　　本文采用stata12.0软件进行估计，首先给出方程（1）的估计，如表1所示。

　　根据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三种技术进步路径均对TFP具有正向作用，但时滞性有所不同，技术引进与研发、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对TFP的影响体现出滞后性的特征，当期系数不显著，而以研发本地化系数代表的技术转移与扩散，其当期值对TFP有正向作用。

　　另外，变量Agg的系数为负，说明高技术产业的集聚并没有带来TFP的增长。无论是Krugman的新地理经济学，还是传统经济学理论，都认为集聚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也能促进行业的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结果却没有支持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高技术产业固有的特点，本文认为：高技术产业作为我国的新兴战略产业，短期受到政策扶持力度大，因此，其产业布局与我国产业布局政策高度相关，缺乏市场机制的作用；我国对外资高技术产业的引进也具有集聚的特点，对内资企业造成了挤出现象，因而集聚程度对高技术产业TFP的增长没有正向作用。

　　（二）模型的分组估计

　　为研究不同行业因素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和研究我国不同高技术产业引进FDI带来经济绩效的不同，需要对模型进行分组估计。本文按照技术差异、集聚程度和市场竞争强度将高技术产业进行分组。

　　技术差异表现为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本文用内资企业人均产出能力与外资之比衡量，技术差距越大，比值越小；集聚程度由上文计算的E-G空间集聚指数表示；关于市场竞争度指标，绝对集中度（CRn）、相对集中度和赫芬达尔指数（HHI）从现有数据库数据无法获得，但根据新产业组织理论，超额利润率越高意味着该行业的竞争程度越低，反之，利润率越低，竞争程度越高。模型（1）的分组估计如表2所示。

　　通过表2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其一，在内外资技术差距小的企业中，研发行为为企业带来的TFP增长大于内外资技术差距大的企业。在内外资企业技术差异大的行业中，外资可以通过申请专利等手段，垄断高技术的成果，而处于弱势的内资企业通过研发所带来的创新远不及外资企业的技术优势，因此在短期内，内外资技术差距过大时企业的研发行为不能带来内涵经济绩效。

　　其二，在集聚程度高的行业中，技术转移与扩散对TFP的有负面影响；在竞争程度高的行业中，当期技术转移与扩散对TFP的影响显著为正；在内外资技术差距小的行业中，技术转移与扩散滞后项对企业带来的内涵增长绩效显著为负。这可以解释为：技术的转移与扩散是水平型的，竞争程度越高，产品质量差距越小，技术转移与扩散的路径不能给企业带来实质的创新，不能提高内涵式的经济绩效；在竞争程度高的行业里，企业更适宜消化吸收其他生产者的创新；在技术差异小的行业中，商品同样会趋于同质化，产量受到抑制，全要素生产率亦受到抑制。

　　其三，在积聚程度高的行业中，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给企业带来的TFP增长显著高于积聚程度低的行业；在竞争程度高的行业中，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对TFP的影响低于竞争程度低的行业。首先，根据工业区位理论，当产业链上各企业空间距离较近时，交通便捷、合作成本较低，为技术的合作与援助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空间分散的行业则无此优势。其次，垄断型的内资企业对上下游外资企业更有谈判势力，更能够利用此种路径提高生产效率。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技术进步的产生原因，将技术进步路径分为技术研发、技术的转移与扩散、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在竞争机制下，技术研发是企业的自发行为，为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因；在横向的FDI溢出机制作用下，企业可以通过技术的转移与扩散来提高技术水平，在纵向的FDI溢出机制作用下，企业可以通过技术的转让、合作与援助提高技术水平。

　　经验性研究对于我国高技术产业如何实现技术进步，以及如何引进高技术外资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发现，三种技术进步路径均能促进以TFP代表的内涵经济绩效的增长。虽然引进外资可能存在产量上的挤出效应，可以促进内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以外资参与程度代表的技术转让合作与援助对TFP的影响为正，说明内资高技术企业在发展时应当在注重自身研发能力提升的同时，积极寻找战略合作伙伴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同时本文发现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的提升会导致经济绩效的下降，向产业非集中地区引进此类外资则更将有助于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进步。

　　进一步的分组检验则可以找出何种外资企业能够为内资的经济绩效做出更大的贡献，引进内外资技术差距较大的外资企业和产业集聚度较高的外资企业，能促使内资企业TFP的增长，且挤出效应不显著；引进产业内竞争程度高的外资企业，则能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链的发展。由此，本文筛选出我国当前更适合引进的外资高技术企业的类型主要为：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业、化学药品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业。另外，飞机制造及修理、电子器件制造也是可以加大引进力度的类型。此外，国内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活动一般集中于大中型国有企业和科研机构，所以应推进其市场化改革，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提高企业技术能力，从多方面促进我国产业的内涵经济绩效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继勇，盛阳怿.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8（12）

　　2.傅元海，唐未兵，王展祥.FDI溢出机制、技术进步路径与经济增长绩效[J].经济研究，2010（6）

　　3.潘文卿，李子奈，刘强.中国产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35个工业部门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11（7）

　　4.沈坤荣，傅元海.外资技术转移与内资经济增长质量-基于中国区域面板数据的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0（11）

　　5.夏业良，程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2002-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0（7）

　　6.钟昌标.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间溢出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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