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国家大力减贫的同时，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呈现新情况。民族地区贫困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和政治问题，关涉到社会稳定与和谐，所以分析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并提出些许反思对民族地区的反贫困是有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民族地区；贫困；反贫困

　　中图分类号：F127.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103-03

　　一、民族地区贫困情况

　　（一）国内贫困问题现状

　　贫困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是贫困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1990年世界银行在年度报告中对“贫困”作了如下定义：“由于基本需求和权利的缺乏而没有能达到最低生活水准”，主要表现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较高的婴儿死亡率，较低的平均预期寿命，较少的教育机会，较差的饮用水，较少的医疗服务，简陋的住房和决策程序中缺乏积极的参与意识”。目前国内外不同的研究机构和个人尽管研究的角度不同，但有一点共识，那就是贫困既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又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是经济、社会、文化等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缺乏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质和服务以及没有发展的机会和手段这样一种生活状况。通常划为两类：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2007年以前，中国有两个扶贫标准：一是1986年制定的绝对贫困标准，把1985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06元的农村人口定为扶贫对象，绝对贫困人口为1.2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4.8%。后来此标准随物价调整，到2007年时为785元，人口减少到1479万，占农村总人口的1.6%。二是2000年制定的低收入标准，即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865元以下，在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之间的为低收入人口，当时为6213万人，到2007年年底，低收入标准调整为1067元，低收入人口减少到2841万人。2008年底，中国宣布上调扶贫标准，把绝对贫困标准与低收入标准合二为一，取消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区别对待的政策。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按1196元的扶贫标准，截至2008年底在这个标准以下的扶贫对象为4007万人。2013年11月29日，中国再次上调国家扶贫标准线，从2010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1274元升至2300元。由此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也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至1.28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除港澳台地区外）的近十分之一。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绝对贫困人口数比例有不断下降趋势，特别是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明显减少，但仍存在相对贫困程度不断恶化的问题，“增长性贫困”问题突出（即在经济低速增长的同时，贫困问题日益恶化，经济增长并没有为减贫作出贡献），农村贫困主要表现为绝对贫困，城镇贫困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

　　（二）民族地区贫困与反贫困状况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大规模扶贫策略，反贫困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贫困程度和贫困面得到较大缓解，但贫困问题依然存在并且贫困格局分布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贫困地区分布的空间动态上看，中国贫困地区的分布总体上呈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形成在西部地区集中的态势。根据国务院2011年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作为中国扶攻坚主战场的14个连片特困地区中有近一半多为民族地区。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更是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原因，长期处于隔绝状态，而使得其社会经济发展尤为缓慢，贫困问题较为突出。

　　国家扶贫办最近有一个统计，目前中国贫困人口52%左右是少数民族，并且以每年2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升。如下图所示，整个民族地区和民族人口的贫困发生率都明显高于全国贫困发生率和非民族人口。

　　所以，在努力实现中国梦和深度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对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的关注不仅关涉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繁荣，更关系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减少民族地区贫困既是保障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也是促进新时期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贫困监测数据计算。

　　二、原因分析

　　民族地区贫困的原因多种多样，显得相对比较复杂些，有自然因素方面的，有政策方面的，也有民族地区人口因素方面的原因。

　　（一）自然因素

　　中国民族地区从地理位置来讲，大部分分布在祖国内陆边疆地区，而且多处于高山峡谷、山地丘陵之中，这样的地理因素本身会影响其对外开放度，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基础设施和通讯信息的发展；另外，民族地区相对来说是远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核心区，这种边缘性又强化了其封闭性，使得民族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直接受发达地区的产业和资源转移难度加大，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阶段落后于全国总体水平，市场化程度低；民族地区内部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高度分散性，这种影响又被进一步放大。加之地域文化阻壑，近几年的研究发现民族地区存在着经济增长与减贫效应不对称的现象，即增长性贫困问题。

　　（二）政策因素

　　政策设计不配套，现行减贫机制不足。如中国农村减贫主要以救济形式对老、少、边、穷地区每年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大量资金救济，民间有句话叫“救急不救穷”，救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地区的贫困程度，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甚至有些地方滋生出“吃拿卡要”的腐败现象，“多挤多占”的社会弊病和“等靠要”的懒惰恶习，使得减贫成为“形象工程”。这样不仅造成国家负担加重和资源浪费，对于贫困地区的长期的脱贫来说起不到“治本”的作用。

　　在城市扶贫方面，社会保障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所用，但社会保障各项制度在中国西部地区一定程度上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或城市，所以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没能起到缓解和调整收入差距的目的，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差距。造成相对贫困人口数目的扩大。近几年来，城市贫困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人口数量的扩大。

　　（三）“能力贫困”

　　印度裔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阿妈蒂亚·森曾提出一个概念叫“可行能力”，他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相对地比别人穷，而且还基于得不到某些基本物质福利的机会，即不拥有某些最低限度的能力贫困，最终并不是收入问题，而是一个无法获得在某些最低限度需要的能力问题”。在新世纪对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来讲，他们所面临的不仅是收入贫困，而且是能力的缺乏，能力的缺乏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而知识则是其能力发展中至关重要的部分，知识水平低下即是导致收入贫困的深层次原因，其本身也是一种非常致命的贫困。目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知识贫困非常突出，当然也直接地导致了民族地区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缺乏而失去发展的机会。据统计，中国90%的文盲分布在农村，其中一半文盲分布在西部地区，陕、甘、宁、黔、藏、滇、青海、新疆、内蒙等省区的人口总数占全国15%，而文盲数却占全国50%。大量文盲人口的继续存在肯定不利于这些落后地区摆脱贫困，形成教育落后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

　　三、对民族地区反贫困问题的反思

　　（一）政府反贫困政策民族差异性不够

　　针对中国剩余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情况，下一个阶段反贫困的主要投入应转向少数民族地区。从以往扶贫实践来看，大一统、“一刀切”的宏观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进作用有限，新时期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步伐，必须转换思路与理念，以民族地区和民族地区人口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做到必须因地制宜、因族举措，实行差异化的扶持政策。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大多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政府应该立足比较优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利用区域内具有优势的资源和要素，培育主导产业，化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使区域内产业结构优化发展。

　　另外，少数民族的群体特征、文化制度安排是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经历后形成的，其变革的速度要远远滞后于经济变化的速度。在未来的扶贫工作中，要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制度安排。以其为载体，设计适合的扶贫政策和项目，如开展民俗旅游项目和推广少数民族特色产品。少数民族的饮食、服饰、歌舞文艺、医药都具有其特色，民俗旅游不仅有利于增加收入，同时对本民族的文化保存和传播也发挥了作用。在不具备开展民族旅游的条件下，应该积极地将少数民族的特色资源打入市场，通过市场交换增加少数民族贫困农户的收入，缓解收入贫困。

　　（二）非政府形式扶贫效用应用不充分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扶贫工作多数是政府行为而不是社会行为，虽然我们也一直在倡导社会扶贫，但在现实中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一方面，扶贫资源主要依赖政府的投入，没有建立起市场和社会筹集与动员资源的必要制度，使脱贫的基础十分脆弱，一旦政府退出或减少对扶贫的支持，原来依靠政府资源投入实现的脱贫效果有可能部分消失；另一方面，各项扶贫计划的实施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容易产生与计划经济相关联的各种弊病，穷人和贫困地区的基层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对扶贫开发的主动参与较少，决策和实施的盲目性较大。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大力倡导企业社会责任，鼓励企业采取多种方式，推进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加强规划引导，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扶贫开发。积极倡导扶贫志愿者行动，构建扶贫志愿者服务网络。鼓励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侨联等群众组织以及海外华人华侨参与扶贫”。少数民族地区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特点，民族地区习俗、文化凝聚力较强的特点，可以充分发挥民间社会组织、民间社团的作用以补充政府扶贫的局限性。

　　（三）加快知识脱贫，提高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

　　随着经济发展，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在不断减少，人力资本缺乏作为导致贫困的一个原因，它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注重提高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加快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就要加强民族地区教育资源投入；控制人口增长，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他们掌握和利用就业机会进行自我发展的能力，逐步形成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另外，创新基础教育办学模式，多渠道筹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教育发展资金，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待遇，留得住教育发展人才，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R].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2]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6-34.

　　[3]胡鞍钢，李春波.新世纪的新贫困：知识贫困[J].中国社会科学，2001，（3）：9-12.

　　[4]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Z].

　　[5]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11-07-29.

　　[6]汪三贵，张伟宾，陈虹妃，杨龙.少数民族贫困变动趋势、原因及对策[J].贵州社会科学，2012，（12）.

　　[责任编辑吴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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