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左翼学者关于

　　国际金融危机的分析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左翼学者关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有关问题的分析，虽然在一些方面显得有些书生气，缺乏现实可行性，但是，他们置身于美国社会，亲历危机过程，对此次金融危机既有丰富的感性认识，更有深刻的理论反思，其研究成果为我们全面观察、深入研究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极为生动的材料和极其重要的参考。总结近几年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对照美国左翼学者的有关探讨，可以得出一些宝贵的启示。

　　1.必须正确处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美国左翼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既各有其侧重，也各有其道理。笔者认为，美共副主席贾维斯·泰纳、左翼学者威廉·K.塔布教授等人从生产过剩角度的探讨，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总根源；而生产无限扩大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是前一矛盾的直接表现。“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28]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存在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可能，在理论上也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一方面，由于公有制在社会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中国具有预防和抗击经济危机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存在非公有制经济、国际上参与了经济全球化，中国无疑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因此，正确处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生产相对过剩的现象在我国一些行业比较严重。其中，房地产市场的表现尤为突出。一方面，到处都是新开建的工地、新开发的楼盘；另一方面，群众想买房却买不起，形不成有效需求。结果造成大片的空置房甚至“鬼城”。这不正是典型的生产相对过剩吗？笔者六年前曾指出：住房问题当时虽然是局部性的，但是如果任其发展，有可能加剧各种社会矛盾，甚至演化成全局性问题。[29]现在看来，这一问题可能尚未演化成严重的全局性问题，但是早已超过了局部问题的范围，值得高度警惕。

　　2.必须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化是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普遍现象，指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贷等广义的金融业在一个经济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和趋势，其典型表现就是金融衍生产品（如期货、期权、远期合约等）不断涌现，增速超过国民财富。关于金融化对于当代经济的影响，福斯特教授等人的双重效应之说，应该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马克思在其所生活的时代就已经注意到，包括股票、债券等在内的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可以作为商品买卖，但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它代表的实际资本已经投入生产领域或消费过程，而其自身却作为可以买卖的资产滞留在市场上。当然，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不可能出现金融化，因而虚拟经济规模不大。列宁虽然深入分析过帝国主义条件下的金融资本，但那时也没有出现金融化。

　　美国左翼学者关于金融化的双重效应的分析启示我们，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必须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作为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实体经济。但是，由于一些人士过分迷信美国经济模式和新自由主义，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片面宣扬金融化和虚拟经济，结果在一段时间内造成全民炒股、金融衍生产品滥发、企业家无心经营产业等怪象、乱象。应该注意到，与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具有高流动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不稳定性等显著特征。与西方相比，我国在发展和管理虚拟经济方面缺乏经验，容易被他人操纵。如何发展好、利用好虚拟经济，是管理现代经济的一篇大文章。在此方面，我们是新手，务必谨慎小心、认真研究，切忌食洋不化、盲目跟风。

　　3.必须正确处理国家调控与市场调节的关系。近些年来，以贸易自由化、全盘私有化、完全市场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依靠西方国家的强力推行、凭着“自由”等美好字眼，在国际上大行其道，并对我国产生一定影响。所谓“市场搞定一切”的观点在某些人那里成了信条，他们极力淡化、贬低、排斥计划机制及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突出市场功能，并不惜为此淡化公有制乃至鼓吹私有化，主张国有经济全面后退，旨在确立自由市场经济至高至尊的地位。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此缺乏积极的回应。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再次表明，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金融市场，单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是不够的，还必须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积极作用。大卫·施韦卡特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以及大卫·科茨、大卫·哈维等人对新自由主义危害的揭露，对于我们批判和抵制“市场万能”论、正确处理国家调控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一些西方势力又在热炒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话题，并将这顶帽子扣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头上，制造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矛盾，试图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归咎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从而转移国际视线，进而为其遏制战略造势。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4.必须正确理解“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①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不断发展，使一些人对“两个必然”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美国左翼西方学者重新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其中伯特尔·奥尔曼多次谈论“当代资本主义的死亡问题”，迈克尔·勒博维兹等人甚至直接呼唤社会主义的到来。美国等西方国家近期或多或少地显露出的经济复苏的迹象表明，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具有很强的自愈能力，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一些美国左翼学者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估计存在不足。西方发达国家经历多次经济危机，积累了应对危机的丰富经验，包括固定资本的更新、市场的扩张、信用的扩大、政府的干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其他转移危机的手段。应该说，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当代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尚未完全发挥出来，它决不会马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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