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经济决定因素

　　第一，从市场规模和人均收入来看。广州开发区地处中国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中心。2012年，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达47897.25亿元，占全广东省79.1%；人均GDP达84563元，折合13454美元；人口约6500万人。而广州市户籍人口为1279.51万人，常住人口达到1746万人，按户籍人口计算，广州市人均GDP为1.7万美元。巨大的市场规模和辐射，高人均收入，均对FDI有较大的吸引力。

　　第二，从物质基础设施来看。广州开发区的物质基础设施不断提升，例如：区域内已经建成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络；区内拥有华南地区最大的国际集装箱码头——黄埔新港；全区已建成变电站19座，充分保证工业项目的用电需求。供水、污水处理、蒸汽、天然气供应管网等均已成熟。

　　3.商业便利性

　　广州开发区对FDI的投资促进及鼓励投资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在投资促进方面，定期在国内外重点城市召开招商推介会，以及派出招商小分队针对有投资意向的项目进行专门拜访。广州开发区在国土、规划、项目审批、建设及投产手续报批等方面享有省、市级权限；项目落户流程较简化。在鼓励投资方面，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及非经济政策来吸引FDI和鼓励其再投资；在降低紊乱成本方面，从2003年7月开始实施“无费区”政策，取消61项行政收费。

　　综上，广州开发区的基础性优势因素无论在政策规制、基础设施、政府服务等方面均有体现，对FDI的吸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以基础性优势的三大部分来看，在FDI投资动机确定，以及FDI政策框架同样给定的前提下，商业便利性安排则成为东道国（地区）政府唯一能够直接施加影响的因素。因此，广州开发区应进一步提高商业便利性，特别是通过提高政府在吸引FDI中的工作效率，实现其在商业便利性方面的比较优势。

　　二、广州开发区基础性优势——商业便利性提升分析

　　（一）基础性优势中商业便利性的内涵。

　　商业便利性措施主要包括投资促进、鼓励措施、投资后服务、改善生活福利设施和减少那些做生意时的“紊乱成本”五大措施。作为基础性优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便利性措施在FDI投资动机确定，以及FDI政策框架相似的情况下，其比较优势对FDI的影响将起到促进作用。

　　商业便利性的五大措施，均与开展吸引FDI区域的当地政府有关，政府无论在商业便利性措施的正确制定、实施执行、后评估改进等环节均为直接推动者，措施执行的效果与政府的服务意识、服务效率紧密相关。

　　（二）广州开发区商业便利性中政府效能提升的可行性分析。

　　1.现阶段政府效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1）提供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注重服务效率之间的矛盾。

　　广州开发区的政府行政机制自2005年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在原来广州开发区的基础上新设立了一个行政区域——广州萝岗区。区域面积增大、管辖事务增多，而行政人员的增加是有限的。政府部门既要经济管理，又要社会管理，工作量增加，这就直接导致了提供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与注重服务效率之间的矛盾。

　　（2）各职能部门缺乏协调统一与注重服务效率之间的矛盾。

　　各职能部门缺乏协调统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行政审批机制的不协调导致服务效率低下；个别部门以部门利益为重，担责意识不强。审批机制的不协调以及各部门以自身利益为重主要表现在纵向审批所带来的巨大时间成本的浪费，导致了因审批机制的不协调形成对企业服务效率的低下。

　　（3）公务员人数及素质与注重服务效率之间的矛盾。

　　广州开发区政府在册公务员人数约280人，数量上是很精简的，然而面对392平方公里的管辖面积，接近约40万的辖区人口和6000多家各类型中外企业，280人的公务员人数是非常有限的，这也是导致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个别公务员思想保守、推诿责任、面对企业问题不积极想办法解决，也影响了服务的效率。

　　2.广州开发区提升政府效能的措施

　　广州开发区的机构设置相比较其它老城区的机构设置而言，仍然具有行政管理体制效能的比较优势，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优势出发，提升政府效能，从而提高商业便利性措施的比较优势：

　　（1）广州开发区设立初期行政体制非常精简，工业口是个大经委，基建口是个大城建，商业口是个大流通的格局，而且是以企业化运营方式为主，因此可探索通过进一步合理的整合有关职能部门的管理功能，该交给市场的放权，从而提高政府效率。

　　（2）进一步提升公务人员的素质，使得招商队伍发挥提高吸引FDI的效率。吸引FDI，招商引资是重要手段，如何向外商清晰准确地推介广州开发区的政策和环境优势，如何正确理解投资者的需求和目的，是每个招商人员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和技能。因此，应加大对招商人员的政策培训、业务能力培训，培养一批经验丰富、办事效率高的招商人员队伍。

　　（3）坚持利用好招商产业化的独特招商体制。广州开发区1993年在全国创新设立招商产业化模式，该模式的优势体现在招商中介单位市场化运作，政府对给予政策指导、资金扶持，充分调动了招商中介机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广州开发区的这种招商体制是广州开发区在吸引FDI效能上相对其它区域而言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因此，不仅不应弱化这种体制，反而应该坚持并加强其作用。

　　（4）重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软性约束，利用好现有庞大的落户企业示范和宣传的带动优势。因为广州开发区已形成了大量的企业集群，这使得其在利用现有企业示范效应展示广州开发区各项政策及投资环境优势上，较其它区域具备了又一比较优势。因此，充分重视与实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软性约束，才可以利用好这种比较优势，利用庞大的客户群体的良好口碑宣传吸引更多的FDI。

　　（5）利用向新加坡先进管理制度学习的便利优势，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新加坡的政府运作及执行能力的高效是世界著名的，一直是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学习和参考的目标。2010年，中新合作项目中新广州知识城奠基，不仅意味着中新广州知识城的开发建设将正式展开，也为广州开发区向新加坡一对一近距离地学习其先进管理模式及管理经验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平台。这种学习平台是其它区域所不具备的，广州开发区应系统性地利用好这一合作平台，制定行之有效的学习及考核计划，将自己的公务员队伍培养成具备国际化视野的，行事高效且有执行力的公务员队伍。

　　第三章 结论和展望

　　本文利用比较优势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与基础性优势理论，通过对广州开发区的基础性优势现状及对于FDI的吸引促进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广州开发区作为广州市最早开始吸引FDI的区域，具备广州市其它新兴开发区域在政府效能提升方面所不具备的基础性优势的比较优势，并就如何继续实现及提升基础性优势所应采取的措施提出了建议。通过对比较优势的清醒认识、有效加以充分利用，广州开发区可以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持续开展吸引FDI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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