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声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美国智囊布热津斯基说，中国改革要成功，一要淡化意识形态，二要是非公有制经济。美国新自由主义货币学派代表人弗里德曼也认为，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曹思源（2003）著书直呼“国企改革，绕不开的私有化”，认为国企私有化没有什么可怕，是“人间正道”。张维迎（2012）表示，国企改革首要的任务就是私有化。他认为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希望在今后的5到10年内，将国企的比重降到10%左右。如何实现私有化？张维迎建议股份赠送民众，并说这件事情本身并不难，只是一个下政治决心的问题，不存在任何技术性的困难。曹思源认为其途径是进行“一卖二改”，所谓一卖，就是把国有资产卖出去，它包括破产、拍卖和兼并收购；二改就是股份制改造。对此，反对声也很强烈。罗仲伟（2012）认为国企改革不应简单私有化，这种一种比较极端的做法，需要进行整体设计。何新（2012）痛斥，国企私有化意味着国体根本之变，是违宪行为。刘国光（2012）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同样是死路一条。天则研究所（2011）也连续发表文章对国有企业的地位和性质进行了质疑。金雁（2004）从东欧私有化转型进程证实，俄国寡头是在证券私有化之后把国家不愿意卖的东西通过权钱交易弄到信得过的人手里了。私有化并非必然导致权贵主义的形成，关键是你进行怎样的路径选择，是否注重公平问题，如何对待弱势群体。

　　（2）民营化

　　首先就概念而言，“民营化”不等于“私有化”（刘文俭，1997；高玉琴，2000；晓亮，2000；李德伟，2012等）。保育钧（2012）反对“私有化”的提法，应该叫民营化，他坚定地主张国有企业民营化。李德伟（2012）认为民营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陈志武（2012）也强调中国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需要国企民营化。张文魁（2012）认为国有企业实现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是不可能，除一些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关系国家安全等少数领域存在国有企业外，其他领域的国企均可民营化。为此，需加强意识形态的创新，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其实施办法是：对中小型的国企进行整体出售；对大型、特大型的国企实现股权多元化。谭浩俊（2012）主张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市场转让股份到非国有部门和个人，也可以通过像英国那样半转让、半赠送的办法分给普通的老百姓。

　　（3）社会化

　　陈清泰（2012）认为国有企业只是一个载体，它的本质是国有资本。国企制度的改革，事实上是国有资本的流动和重新配置，就是要还其属性，将其运用到与民生相关的公共产品上。这个转化的实质是国有资本的社会化和国企的民营化。史正富（2006）认为对大型企业的现代产业部门而言民营化是行不通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出路不是民营化，而是社会化。社会化的内容不是将国有资产出售，而是将其转变成不同类型的社会公共资本。国家将原有的企业产权转变为对权益资本的控制，使原国企的股东变为不同类型的产权经营者。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寻找有效的产权经营者。周天勇（2010）也认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从国有企业单一资本或者国有资本占控股格局，转向资本社会化。对此，秦晓（2012）主张通过划拨社保、在资本市场上减持、转让等多种方式把政府持有的财富转移到民众手中。

　　3.管理改革论

　　刘永佶（2012）认为国有企业的主要矛盾是所有权主体与占有权行使机构的矛盾。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关键就是由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以民主机制掌控由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行使结构，进而理顺占有权行使机构与经营权行使者的关系，明确和保证对国有企业的处置权、监督权、管理权，落实收益权。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首先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克服这个根本缺陷。梁小民（2012）说国企的问题特别复杂，最大的问题是它和政府结合在一起，靠政府的权力赚钱，而且依靠特权控制了国民经济的最关键行业。最根本的是邓小平讲的“政企分开”，让国有企业独立决策，让它像一般企业一样运行，国家不要管，这就要改革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宋圭武（2012）指出，目前，国企的问题关键是要实现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同时，要保证国有企业收益能真正为全民分享，这是问题的关键。张屹山和王广亮（2001）则强调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委托代理关系。魏松贤、冯英浚（2000）主张国有企业重在激励约束。

　　（二）宏观改革主张

　　1.顶层设计论

　　“顶层设计”是在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概念，是指用系统、全面的视角，审视系统建设中涉及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和要素之间的关系，达到统筹、协调发展的目的。事实上，早在1992年吴敬琏就呼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他说改革的焦点是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国企改革要取得突破，需要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配合起来推进。只有这样，才能从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法治的市场经济。同时也强调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现当务之急是切实推进民主法制化政治改革。杨泽柱（2011）也强调“顶层设计”在国企改革中的重要性。李曙光（2012）希望国家能在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从国民福祉和收益的高度上来看待国企改革发展，进一步做好顶层设计。张卓元（2012）进一步指出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顶层推动”。

　　2.市场环境论

　　林毅夫、蔡时和李周（1995）揭示国有企业问题的症结是在不平等竞争条件下形成的预算软约束，进而提出以创造国有企业平等竞争条件下预算硬约束为主要目标的企业改革思路。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创造竞争的环境。陶然（2012）国企改革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放开准入和竞争。周天勇打破垄断才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陈清泰（2012）“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的争论，争论的实质不是这个问题的本身，而是竞争的公平性。竞争的公平性，应消除企业的“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赵农称先打破制度壁垒，打破行政垄断在于约束公权力。

　　三、对国有企业改革争论的分析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我国，它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既是一个观念问题，也是一个认识问题。所以，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提出不同的改革建议。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的国企改革，要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进行“两手抓”，从宏观着眼，微观着手。从我国国企改革的微观角度看，市场化是国企改革的总方向。这是国家既定的方针。中共“十四大”确立了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形成了市场经济的总体规划和各个方面的具体方案。之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要求在若干方面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以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国企作为我国的市场主体，必须坚持与贯彻这一方针。从我国国企改革的宏观角度看，加强国企的“市场环境”建设和进行配套的“顶层设计”也是必须的。这一环境就是企业进行公平、自由竞争的法治环境，这就需要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相结合，进行“顶层设计”。这些主张看到了国企问题的复杂性，眼界更加宽广，可以说抓住了要害，但实施噪音大。对此，我们要想不断推进国企改革，就必须对改革达成共识，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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