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能否赎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中国有无必要、能否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国内甚至中国共产党内都有不同看法，“有人说，苏联并未实行这种制度，所以我们也不必实行”[10]52，有人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应当马上直接加以没收”[11]591。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后认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14]688，“中国可能比俄国更多地、更长时期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10]52-53。

　　此外，一些人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和改造完成后同资本家共事“麻烦”，将资方人员包下来是“包袱”，一些工人抱怨“资本家过去是经理，现在还是经理”，等等。针对这些看法，毛泽东、刘少奇和陈云等在一系列场合予以批评，强调“资本家的机器是财富，但是人也是财富，他们有管理企业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人这种财富不下于机器那种财富”，把民族资产阶级接收下来，“决不能讲是包袱，而应该讲是财富”[15]83、40、51、84。

　　第五，社会主义改造是否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受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及模式的影响，加上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认识的偏颇，1953年夏，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当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16]255。同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14]666。1955年10月，毛泽东继续强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17]141。但是，陈云等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并不等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完全排除自由市场。1955年11月，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之际，陈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座谈会上提出：“允许有些工厂不公私合营”，“有百分之七十公私合营了，就可以说基本上全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11]591-5921956年春夏，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刚过，陈云等就发现改造过于集中、过于求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新困难，他们一再强调要允许非公有制工商业继续存在，要继续发挥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作用，甚至提出要允许不合格、草率组建的公有制工商业退回公私合营或私有制。例如，1956年5月和7月，陈云提出，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合作商店，“由于收入减少，生活困难，要求退出合作企业的，应当批准他们退出”；交通运输方面，“现有高级社在还本付息方面有困难的，可以退为初级社”[15]77、38。同年7月，他还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计划范围内搞个社会主义自由市场，恢复过去私人经营的一套……比如百货，可以分好多种，由私商来管，大的搞批发，小的搞零售”；我国不要同苏联那样“大小生产都纳入计划”，要“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主要方面有计划，次要方面来个自由市场”[15]50、86。在此基础上，1956年9月，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又正式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1956年初，鉴于社会主义改造过快、过粗和过于单一带来的问题，毛泽东等也提出要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要让资本主义地下工厂转为地上工厂，允许华侨来大陆投资办企业，一百年都不没收等。但是，相比而言，毛泽东主要是从策略上考虑继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陈云主要是从战略上探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共同发展。

　　三、论争的历史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看，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外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争论产生了以下积极影响：

　　第一，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系统地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其中，有些观点就是在党内外的论争中不断得以完善的。譬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9年春之前，毛泽东、刘少奇等都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3]161毛泽东在会议做结论时也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18]386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4]1432。然而，东北、平津解放后，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方面不断发生“左”倾错误，党内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经过长期争论”而“未能正确解决”[7]318，且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仍异常艰巨。在批评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左”倾错误的基础上，毛泽东、刘少奇等于1949年春改变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刘少奇1949年春在“天津讲话”，中共中央1949年5月发出的《关于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的指示》等都强调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发展生产的必要性。同年7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写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19]1952年夏，随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民主革命遗留问题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重新提出，“在打到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6]231。至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才得以完善。

　　第二，催生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方针之一是“不要四面出击”。该方针就是毛泽东在批评当时我国一些人错误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提出的。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说：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20]。

　　第三，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在百废待兴、内忧外困的背景下，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三年内既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有效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其重要表现在于政治上坚持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尤其是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贯彻执行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经济上利用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方面都同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紧密相联。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内外不断发生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但是，在接管城市、平抑物价、“五反”运动等过程中，每当出现违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现象，各级党和政府都坚持以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为指导，及时分析问题，妥善应对，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适当减轻私企负担、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扩大加工订货等维持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缓和了失业现象，使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不断逐步转入正常轨道。在社会主义改造的三年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不断纠正着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对待资产阶级的“左”倾倾向，从而增进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彼此之间通过思想上的碰撞取得了认识上的共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在伴随着反对、防止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右倾错误中走过的。

　　第四，纠正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萌生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不断强调组建产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委员会等都要吸收原工商业者参加，公方代表和改造后的企业负责人要树立同“资本家”长期“共事”的意识，要把原工商业者当做“财富”，充分发挥他们善于管理企业、熟悉经贸业务的知识和经验[15]51、84。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还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速度的急躁冒进、隔断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与商业的关系、打乱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来的业务关系、把小资产阶级的手工业和商业当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营商业经营范围无限扩大等错误做法。所有这些归结起来都是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论争。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正确主张，不同程度地纠正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式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但是，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国际局势等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要求过急、速度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其弊端也马上暴露出来。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陈云很快察觉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于是大胆地、及时地提出了不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允许商户退出不合条件的商业合作社、划分国营和私营商业的经营范围等设想。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陈云将这些构想概括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先驱。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各界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系列分歧和争论，论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当今中国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具有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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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14]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3册[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15]陈 云.陈云文集：第三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7]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料：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26.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398、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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