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剧的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在采取了诸多刺激经济政策措施未果后，日本希望通过与美国磋商来停止美元的自由下跌。1987年2月22日六国集团（G7→G6，美、日、德、法、英、意、加，在最后时刻意大利退出）在巴黎罗浮宫达成最终协议。

　　甚至是在“罗浮宫协议”达成之后，美元还在继续贬值。日本银行1986年四次降低贴现率（1987年2月曾经一度降至2.5%——战后最低水平），使得货币供给迅速增加，日本经济于1987年早期开始稳定复苏。并且，因为日元的实际升值使得物价相当稳定。然而，这时经济过热了，贸易顺差快速下降，并且资产诸如股票、土地的价格急剧上涨。这时财政政策由于自动稳定效应已经开始紧缩，但货币政策却仍然松弛。或许是由于1987年11月9日“黑色星期一”的冲击，日本银行没能够上调贴现率。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特别是对房地产和建设部门，货币供给量仍在继续增加。1989年5月日本银行提高贴现率，但为时已晚，此时日本已陷入严重的“泡沫经济”。日本为摆脱1985～1987年日元升值带来的通货紧缩影响所做出的努力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而泡沫的最终破裂导致了日本经济“失落的二十年”。

　　（四）量化宽松新政及G20会议

　　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抗击通货紧缩而实施的货币宽松和财政开支政策推动，日元近期大幅走低。自安倍晋三2012年12月26日出任首相以来，日元兑美元累计贬值15%。2013年4月以来，受日本央行宣布的大规模量化货币宽松新政影响，仅两周时间，日元兑美元就贬值了近8%，直接打破99.96：1的四年最低水平，突破100：1关口。2013年4月18日华盛顿G20会议各国央行对日元贬值的默许给日元继续走低提供了理由。

　　然而，美国财政部在2013年4月12日发布的全球汇率问题半年度报告中，表示将密切关注日元动向，并强调日本不应采取针对别国的日元“竞争性贬值”政策。但即便如此，该政策能否有助于日本复苏，市场分歧也很大，从美元兑日元的远期合约来看，海外交易员甚至普遍认为日元远期将上涨。事实是，自从2013年日元兑美元突破100关口近一年来，均一直在100上下波动。日本经济问题主要根源在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单靠货币政策难以成功，甚至适得其反，容易陷入“滞胀”。本轮日元汇率走低或许仅仅是阶段性调整。

　　三、对人民币的借鉴之处

　　（一）关注在资本控制下对人民币投机的可能性

　　20世纪70年代早期日本经验表明了即使是在缺乏资本账户开放性的时候也有投机的可能性。虽然日本的资本、外汇都控制得很紧密，但1971年继“尼克松休克疗法”后，外国汇率市场对日元调整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投机者采取通过经常项目交易来积累日元权益和美元负债的形式。如果投机者认定该货币被低估并有较大幅度变动汇率的预期，不论是何种货币，他们都能够找到方法进行长期投机。如果维持汇率的成本太高，那么最终会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一次性的调整或者是增大汇率的灵活性。当然中国也不能指望资本控制对抑制人民币投机有效。

　　（二）货币政策可作为避免货币过分运动的工具

　　直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日本一直通过运用货币政策有效的保持了汇率固定和收支平衡。1971年日本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汇率，然后1973年日元实行了浮动汇率，之后日本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连同外国汇率市场干预，来抵消急剧的汇率波动。要想能够有效地运用货币政策，中国必须继续完善货币政策工具，如短期货币市场，并扩大对经济、收支平衡和汇率的影响能力。这需要深度的货币市场和短期金融工具的发展。

　　（三）对于货币升值要避免采用过度的宏观经济政策

　　日本经验表明，当局在面临货币升值的时候应该谨慎的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在“尼克松休克疗法”和“广场—罗浮宫协议”之后，实际上不是汇率上浮本身，而是为了应对货币升值而采取的过度扩张的财政、金融政策，造成了后来日本的严重的通胀问题（1973—1974）和资产价格泡沫（1988—1990）。由于“日元升值恐惧”的结果导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要比日元升值本身对经济的影响要大得多。

　　（四）维持“储蓄—投资”平衡

　　日本和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贸易摩擦，并且贸易争端经常围绕日元升值展开。中国期望能继续向那些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肯定也会产生很多的贸易摩擦。一些贸易摩擦应由WTO程序解决，一些由双边程序解决。但如果一旦我国有大量经常项目盈余而主要的贸易伙伴却是经常项目赤字，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币会存在升值压力。

　　要避免这种压力，重要的是要保持储蓄和投资的平衡，需要保持国内需求导向型增长。对中国来说，服务部门仍然有扩张的空间，主要是在商业和消费者相关服务领域。

　　（五）使“调整人民币灵活性和币值”利益最大化

　　使得增加人民币灵活性和调整人民币币值的利益最大化且成本最小化的基本解决办法是通过国有商业银行的结构重组加速金融部门改革并且加速发展包括资本和货币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

　　人民币持续升值，重要的是当局要允许由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国内物价的变动，从而可以得到贸易条件改善的利益。从结构调整的远景看，重要的是允许资源从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的再分配。

　　当进一步升值压力到来时，当局可以通过干预外汇市场、进口自由化、放松对资本外流的控制并且严格监控短期资本流入来减轻投机压力。当局也应继续提高有效管理货币政策的能力及警惕性，对宏观经济和汇率稳定做出更加行之有效的持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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