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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商主义与美国金融霸权的失落(2)

人气指数: 发布时间:2014-06-10 17:21  来源:http://www.zgqkk.com  作者: 左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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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美元拒绝兑换黄金,财富转化为金银的形式不能持续。为此金融资本与政府联手,共同创造新重商主义模式——通过金融系统和其背后黩武主义的支持,瓜分全球剩余价值或利润,攫取廉价资源、能源。这就是新重商主义最鲜明的面目,它不仅颠覆了纸币在权力边界之内的看法,也为美国重点发展金融提供可能和必然。为发挥金融领域比较优势,美国开始将资源从非金融部门向金融部门转移。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分析,以国内产业增加值为例,1996 年美国金融和保险业增加值与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为43.9%,2001年为51.9%,2006年这一比例则上升到了70.6%[15]。当今剥削模式不再是通过雇用劳工寻求工业利润,而是推动政府促进金融生产利息和租金的食利者经济[16],“一定的利息是合理的、正义的,过高的利息是不合理的、非正义的。”[17]因为过高的利息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会导致经济危机。美国金融资本与政府联手攫取的正是高利息,即全球暴利,这种暴利最主要的途经是获得公共垄断、原材料和不动产,而不再是赢得超额利润。为了金融部门利益,美国甚至连通用倒闭也无暇顾及,而对华尔街犯错的商业银行不断进行“黄金降落伞式”救助。

  金融帝国下新重商主义扩张策略就是形成美元内生性需求。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因为东南亚诸国外汇储备不足,因此,很多国家此后不得不大量存储美国国债和美元资产。在1971年前,各国还可以持有黄金形式的外汇储备,用黄金结算国际收支是一种强制性约束力。当前黄金类资产缺乏并且美元与之脱钩,各国只有消费掉其积累的美元储备才能解决问题,故而美元2000年后迅速贬值,金融投机与房地产相结合形成一个脱离实体经济的庞大虚拟经济,最终诱发美元信用危机。在美元本位情况下,世界金融体系能够具有更多流动性只能是美国维持其国际收支逆差,将更多美元注入其中[18]。这就可使美国对日本、欧洲、中国保持“逆差”并乐此不疲,并以此攻击别国“重商主义”。新重商主义以“贸易差额论”相反的面貌出现,很具有迷惑性。美联储最近实施两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全世界注入大量的美元纸币,已经造成了全球的物价暴涨。

  金融帝国下新重商主义扩张得以可能的本质在于资产货币(黄金)到债务货币(美国公债)的转变。迈克尔·赫德森指出,这一转变颠倒了国际收支平衡与国内货币调节之间的传统关系,为了为其不断攀升的联邦赤字融资,美国既没有向其公民和公司征税,又没有让其资本市场承担重负,而是迫使外国经济体购买新发行的美国国债。因此,美国的冷战开支变成了对外国人的征税,这种征税和获取巨额金融差价,正是通过美元有节奏的贬值和升值来获取的巨额利润[19]。美国一方面可利用货币贬值稀释债务,又可通过债务货币化制造通胀,从而转嫁债务成本,使国家债务国际化。作为货币发行国,美国可以通过增发货币来履行对外偿付义务或稀释对外债务负担,即通过储备货币贬值变相违约其外债偿付义务。原因是由于外国政府不愿意损害出口的利益,因此,他们大量购买美元支持汇率,从而支持向美元区的经济出口。当全世界都感到美元贬值的威胁时候,大多数美国人感受到,随着其收入和财产价值的上升,他们在通胀中变得越来越富有。但这种富有是一种财富幻觉。这种富有是以他国向美国输出廉价商品和原材料为基础的。最近几次出现的金融危机,过多的美元向世界货币体系中注入,最终导致物价体系和债务体系不堪重负,比如这次次贷危机,不是因为资金短缺危机,而是“美元”过多,导致价格上涨,最终崩溃引起了金融危机。

  四、新重商主义的终结

  依靠货币超发来解决储蓄率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现代金融危机救治的方案显然区别于传统金融危机的救治方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最终演化为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直到现在全球还没有摆脱其阴影,二次危机的预测也越来越多,当前,主权债务危机如同连接起来的鞭炮,此起彼伏。这场危机的表层原因之一在于美元作为信用货币,不断贬值引起了“信用”货币符号没信用的猜忌,货币体系竞争性贬值及以危机形式破裂必将导致新重商主义终结和美国金融霸权的失落。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抓住金融危机或资本主义整个文明的根源,法国D.本赛德指出,由于价值规律在事实上把所有的财富简化为商品的积聚,用抽象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事物和人的价值,这就造成了普遍衡量标准的危机和世界失衡的危机。其结果是劳动和技术偏好理性导致了不断增加的全球非理性,社会危机(生产力的发展是排斥和贫困而不是闲暇时间)和环境危机(由证券市场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瞬间来管理的自然资源是不可能长久维系的)就是明证[20][21]。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发生了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和巴西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和当前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在新重商主义的腾挪下,世界通货的美元失去了实质性资产的支撑,丧失了实体性和充足性,只是人类奢望能超越无限自然,只是一种概念游戏。必须摆脱金融资本和政府之间的勾结,必须恢复其实体性和充足性,才能短暂地摆脱每隔几年都要发生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的根源确实是“有效需求”不足,但不足的长期根源却不是凯恩斯认为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货币流动性偏好的表面化心理规律,其根源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为了救助金融系统和美国经济,美国实施两轮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动印钞机以求增加“有效需求”和“购买力”,这和危机之前美国美元贬值战略一样,都是美国新重商主义的措施,而这样又必然造成美国信用破碎。美联储这种注水模式不可能根本上医治危机,正如马克思时代英格兰银行危机不可能印钱解决一样。马克思说得好,“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劵,给一切投资者以他们所缺少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22]。

  在最近一个时段,“华尔街—美元”体系又使这种金融高利贷者逐步复活。但这种新重金主义的思想和财富图景,必会带来世界关系新的紧张。很多“有良知的”美国议员在反对美联储,罗恩·保罗非常激烈地要铲除美联储:在反对美联储的诸多理由当中,单单道德一条就足矣。美联储欺诈、征税、造假,使一小撮人受益,却让大部分人承担后果。它违背了合同准则,使无辜的人受到惩罚,它会引发世界大战,使当权者从中受益[23]。如果美国继续让其信用贬损的话,曾经创造现代银行体系并吸纳欧洲资本富国强兵的荷兰结局,就是美国的结局——信用破产导致帝国的衰落。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个对旧的危机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24]。新重商主义必然造成社会分裂。因此,新重商主义要想避免被终结的结局,除了把所已丧失了的实体性和充实性恢复起来,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了。

  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同样适合现在新重商主义者:“消费是一切生产唯一的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能在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这原则完全是自明的,简直用不着证明,但是在重商主义下,消费者的利益,几乎都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这种主义似乎不把消费者看作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的,而把生产看作工商业的终极目的”[25]。但是新重商主义治下的虚拟主义则更进一步把货币剩余作为金融业的终极目的。当前保护消费者利益,也是为了生产者,更是为了消除金融资本家对于劳动剩余价值的过度瓜分。次贷危机就是滥用信用设计出各种各样看似理性精确的衍生工具,过分榨取,转嫁纸币信用不断自贬的危机和风险。危机爆发后,救治当局不是让信用恢复到其质料因上来,而是开动印钞机给全球市场转嫁危机,只能制造更大危机。深刻的矛盾根源、更大的危机、世界和社会分裂必然进一步终结新重商主义。

  五、对中国的启示

  中美两国贸易的再平衡,或者说中美贸易逆差的解决,美国应减少对于中国亟待需求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改变对华新重商主义政策,恢复贸易互利互惠的“充实性”和“实在性”。同时,中国也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改变,以应对美国新重商主义政策,将其冲击限制到最低程度。并且,中国也应借鉴各国衰落的教训,防止落入中等陷阱。

  第一,要提高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地位,一如既往地支持工商业发展,特别是发展新兴产业,努力从承接国际制造价值链上的生产环节转向技术环节。中国制造企业应当改变那种散兵作战方式,改变以往资源消耗型产品的生产、出口模式,形成自己的技术堡垒和品牌,增加商品智力含量,特别是重视发展金融业、信息技术产业、新型服务业。

  第二,大力发展金融业,完善金融业相关制度建设,同时建立金融业风险补偿机制,防止金融风险,让金融服务业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机构应当扶植小微企业,避免信贷资金陷入催生泡沫经济的恶性循环,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应该防止进出口贸易的空转,加强实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防止美国发生大规模的债务危机冲击中国经济。

  第三,在合适的时机实施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强化区域性国际合作,例如中国和东盟的合作,破除单一的贸易和出口渠道。我们应当改变追求贸易顺差单一目标,并对庞大的外汇储备进行分散化、多元化配置,同时,让民间成为一部分外汇储备的主体,减少外汇风险的集聚。加快(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积累制度创新的经验,积极参与有关贸易规则的制定,以使得国际贸易规则更加公正,消解在美国主导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这两大贸易区不利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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