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了研究以东亚儒家文化为主要脉络的企业经营制度和发展情况，首先要了解东亚各国家族企业制度的特点，从一个辩证性的视角来进行分析，分析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结构与内涵，可以这样理解，企业内外体制在整体上存在互补的效应，存在着内外两个架构。东亚家族企业无论从企业的产权结构、企业日常及决策制度、企业信息传递层次管理、企业的招聘程序、管理激励制度，这一部分包含了以上五个方面的管理内容。

　　关键词：东亚；现代；家族企业；企业制度

　　中图分类号：F239.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4）8-0124-02

　　基于现代企业制度的视角，用内生性的语言表述企业概念。企业是一种拥有对资源和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和优化的一种制度体系与组织，涉及到生产管理、控制管理、产品及服务管理、产权制度管理、决策权管理等五个方面的管理内容。五个方面的内容在一个企业中往往同时存在和运行，并且相互依赖。而家族式企业企业制度的分析以往争议颇多，但不可回避的是，近些年，尤以韩国、台湾的电子科技企业在国际电子消费市场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作为全球第一大电子企业，三星电子目前已是三星集团最大的子公司，2012年企业市值中已经达到

　　2 180亿美元，其盈利能力已经稳居世界第一的宝座，预计在未来5～10年内，随着三星科技研发投入产出比的进一步增强，在全球电子企业竞争力的优势将进一步扩大。对于东亚，主以日、韩、台湾、香港经济体内的家族式企业在国家经济总量有相当大的比重，以拥有企业20%股权即形成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为标准，台湾家族控制占企业总数的48.2%，韩国则达到48.4%，这些数据表明，东亚家族企业的股权存在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在三星集团股权控股上，李氏家族自三星的初创至今，已经垄断企业内部绝大多数的重要机构，以家族成员掌控的家族式管理模式为核心的三星电子，被外界一直有着更大的期待。

　　1 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比较

　　东亚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主要掌握在其家族成员手中。据统计，大约有2/3的控股家族的高级管理者是来自家族控股公司。即便将某些重要的经营管理权委托给职业经理人，但绝对重要的经营决策权，比如董事委员会的执行董事和财务总监，家族控制人事动议的任免权。另外，像采购、销售、财务等这些重要的部门，统一由家族内部成员接受家族核心权威的委任，以此保证家族内部核心机密的安全，防止外泄。企业的最高领导权往往实行世袭制，即子继父业，一般继承人先在子公司或者下属利益相关的分公司，甚至海外分公司，赋职锻炼，以便获得经营管理经验，已达到家族权威的认同，顺利接受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总权。家族在法律上对企业的所有权，决定了家族成员经营管理权力的由来，即管理权力源于法律规定的所有权。也就意味着，如果不是所有者，即便是拥有卓越经营能力的高级经理，也无法获得合法的权力，这就形成了以家族控制企业为主要形式的的经营管理体制。

　　这和以现代企业制度的欧美国家企业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国是以个人为基础的产权结构上形成的董事会，作为公司管理层的核心组织的经营管理体制，而作为东亚家族企业的特例，日本则是在法人资本基础上形成的经营者，并在公司的经营管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经营管理体制。

　　2 企业决策权的比较

　　东亚家族企业的重大决策，如创办子公司、分公司，新业务的开拓，人事动议，决定企业的继任者等决策，都是由家族内部核心权威做出决定，各部门经理则按着以家族为核心的董事会决议，逐次向下贯彻执行，如同直线制管理结构，即按照上层布置下来的某些领域中的具体工作安排，对企业具体事务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对上层决定有不同意见，一般可以做到进行最大化的建议。但是与用以现代制度中按照股权投票决策的参议制度还是有距离的，但并不能说是作到唯命是从，现代家族企业的核心上层，为了家族企业的长久生存与发展，也很大程度上征询内部管理者的建议，甚至外界的建议，置身于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消费市场，东亚家族企业有效率地应对当前形势，也越来越突破了固有的家族封闭式决策规则，向现代化管理制度的决策越加靠拢。同时，在企业内直线制决策结构中，传递和利用信息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决策与管理效率。东亚家族企业内的信息传递体制呈循环型，即一方面外界信息和下层汇总的信息是自下而上直线传递的，由企业组织结构的各个部门逐次汇总到家族核心层，并有由家族核心做出决策后自上而下逐次下达指令。另一方面在信息沟通上，因为家族成员占据家族企业内各部门的管理职位的多数，信息也因此便于在各部门间进行横向传递，这种信息传递方式因由家族权威和家族成员两者统一管理，使内部信息沟通直接且便捷，信息阻碍率较低且成本小，并可以达到信息共享的效果，信息的利用效率得到极大释放。权威型决策体制和循环型信息传递方式共同存在形式，使东亚家族企业在面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时，迅速决策，以便抓住商机做出快速反应。但同时也有不利因素，因为决策成败部分仅取决于家族权威的个人判断力，与现代管理制度的科学的领导决策体制与信息传递程序相比，很可能出现较大风险的决策判断，同时企业内部由于对决策的快速执行，往往产生负面效应，如果是错误决策，消极影响更可能被放大。这种家族企业式的等级制度和统一的垂直指挥系统倾向于做出大胆而迅速的决策，韩国企业的扩张发展特性与此种决策制度相适应。

　　3 企业激励制度的比较

　　企业的效率决定于企业经营者设计出一个有效激励制度，基于家族生存与逐利性的经营者激励制度，以及东亚家族企业中的家族主义，从而导致了个人行为的利他主义倾向，这样的激励为企业经营者很大程度上缩减了委托代理的管理成本。家族企业的本质是家族的生存与扩张的兼容，追求的目标是资金的积累和扩大，而且家族企业作为企业生产与家庭生活共存的组织，对家族成员而言，除了货币收入，还重视家族的情感维系，包括来自家族其他成员的信任和维护家族核心权益，以及本家族在事业发展、社会地位上的极大的满足感成就感，在一定程度家族成员会比货币收入更加认同，因此，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逐利就不是唯一的家族追求标准。这样具有了利他主义倾向的个人行为，对于家族成员来说，即使是不完整的契约存在，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也是相当低的。所以，家族企业式的内部家族经营管理者，才能够降低代理成本，实现企业的激励制度最大化。

　　以往，东亚家族企业注重于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二元雇佣和激励制度，在人事上企业格外重视关系的作用。员工的录用，一般是由部门主管经理或者员工间的介绍与推荐，优先选择相对可靠的关系人员，对于聘任的员工，关系的密切程度占了很多的权重比例，另外对忠诚和能力两个因素进行考察，以此把这些人以关系亲疏的标准进行划分，会将员工分为两类：一类为关系亲密的家族内部成员，这属于内部人员范畴，另一类为家族外或者关系疏远的人员，但还要根据忠诚度和能力高低这两个因素决定，对于员工能力不足的或者培养发展潜力不大的，会使之远离重要关系范畴，而对于个人的能力较强的，则还需根据忠诚度来确定，忠诚度低，同样会视之为远离重要关系范畴，反之，忠诚度高，就会进入利益紧密关系范畴。这种对紧密关系人员采用柔性的情感激励为主，对疏远关系人员采用硬性的制度激励为主，同样存在着公平的衡量问题。而现代管理制度中的激励制度，已更加科学的激励和奖惩酬薪制度，对企业内的人员以更为公平的方式或者硬性的指标进行管理，在衡量和考核员工的短期成绩上体现的优势更加明显，但在长期考虑，东方家族式的人文关怀有着人本的激励影响，这也是东亚家族企业赖以生存和长期发展的根本。

　　4 企业公共关系的比较

　　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方面，东亚家族企业因受儒家文化及家族历史因素的影响，企业因在共同的文化观念及社会关系和长远利益上的的考虑，所以企业间联系近乎于灵活的合作关系网络框架内完成。这种网络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在追求利益时眼光更加长远，同时力求保持企业间关系的平衡，对业务联系的双方来讲，可能即使是在价格此企业不及其他企业优惠的力度大，但是为了建立长期的交易合作关系，双方之间达成信任的关系，即便一次的吃亏，也会由于二者之间的这种默契关系而进行交易；二是这样的关系一般不需要合同或者契约来监督和约束，较之于市场条件下的交易环境，这种凭借企业私人间的关系上的信任，因此无论是行政成本还是监督成本都是相较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都很低。三是这样的关系因通过人际沟通更加迅速，所以弹性大、应变迅速、适应性强，家族权威以不同需要和形式下对本公司的经营范围和关系范畴进行适时的调整。在企业在供应链管理方面，稳定的原料供应商和需求稳定的产品销售市场，对于企业具有很大的帮助，因此企业间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具有相当大的市场价值和盈利潜力，甚至在寻找新的商机、融资、开拓区域或者其他行业业务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从表面上看，单个华人企业不强，缺乏现代管理制度中科学管理和高层次的技术水平，但其产品质量过关，交货快捷，成本较低货价因此较低等种种方便来看，家族企业在总体上又具有较强的自我调整和更正能力、应变能力以及市场竞争能力。

　　5 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东亚家族企业自身生存与发展存在着优势与劣势，但在家族企业的企业制度内涵却是很丰富的。在进入新世纪，面临经济全球化、贸易保护、企业间激烈的竞争和互联网络的高速发展的一系列高速变革下，东亚家族企业通过两权合一，在决策和信息迅速传递机制以及与政府的互惠关系上，使企业快速发展的有利因素得到极大释放，企业间的关系网得到加强，成为东亚经济体里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但是，家族企业内部资金毕竟有限，同时也存在家族成员缺乏管理能力的现实，在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产业结构偏低问题突出，因此家族控制的企业模式极需调整，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秋兰.东亚家族企业制度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4，（11）.

　　[2] 青木昌彦（日），奥野正宽（日）.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3] 饶志明，郑丕谔.东亚华人家族企业制度的协同演化分析[J]. 亚太经济，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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