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碳关税”问题的提出
碳关税，也称边境调节税（BTAs）。它是对在国内没有征收碳税或能源税、存在实质性能源补贴国家的出口商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主要是发达国家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排放密集型产品，如铝、钢铁、水泥和一些化工产品征收的一种进口关税。目前，碳关税正在酝酿之中，美国拟于2020年开始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商品征收碳关税，而法国宣布从2010年初开始对环保立法不及欧盟严格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品征收碳关税。虽然目前各发达国家还没有征收碳关税，但WTO一般例外条款(GATT)的第20条“允许WTO成员国在某些情况下采取基于环境理由的贸易限制”的规定给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提供了可能。因此，碳关税的确是渐行渐近。
碳关税的提出，与不容乐观的国际气候变化形势及其背景下的低碳经济模式逐步确立密不可分。OECD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如果人类不采取任何行动，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GHG，global greenhouse gas）排放增幅将达70%，导致2100年世界气温将升高4~6℃。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的《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一个低碳经济体》白皮书中首次明确提出“低碳经济”概念。随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就逐步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特别是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国家相继提出了“绿色新政”措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开始逐步升温。可以说，低碳经济是人类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与生活方式。
碳关税的提出，还与后金融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息息相关。在当前金融危机余波未退、各国经济增长乏力的国际环境下，部分发达国家出于降低进口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增加本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对碳泄漏的担忧，拟开征碳关税。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征收碳关税，而且是将针对所有工业品征收碳关税，对发展中国家外贸出口的影响将要比特别保障措施、反补贴或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更为严重。
在未来的10年内，世界各国将通过协商最终确定碳关税征收的对象、范围和标准。在这个过程中，各国都将尽力争取对本国有利的规定，因为不同的规定产生的各国应征碳关税额度有很大不同。可见，2011~2020年这十年是非常关键的十年，它不仅仅将在世界范围内塑造碳关税征收新规则，也必将打破现有世界贸易和经济格局，并建立低碳经济模式下新的世界各国经济实力格局。因此，研究碳关税将对我国外贸出口带来什么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碳关税”对我国未来外贸出口的影响
目前，我国没有开征碳税和能源税，且很多行业产品生产隐含碳含量和碳排放均不乐观。如果这些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必将成为其拟开征的碳关税的征收对象，对我国外贸出口将产生以下四个主要影响。
（一） 将增加我国高碳企业产品出口的成本
对我国出口产品开征碳关税最直接的影响，是将增加我国高碳行业产品出口的成本和国际市场价格，削弱了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产品处于比较劣势的地位。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以10美元/吨的碳关税测算2002年我国的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建材、化工、轻工和纺织等八大高碳产业，其碳税将达108.5亿元，占到贸易额的1.28%。
另一项研究成果显示，如果对我国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四大能源密集型产品生产部门征收较高水平碳关税，即按丹麦和瑞典国内281.9~369.0欧元/千升轻质燃料油税和241.8~300.6欧元/千立方米的天然气税，我国非金属制品业的碳税总额最高可达出口总额的32.8%，行业总的碳税成本占到总的主营业务成本的13.4%，我国出口企业无利可图；如果征收中等水平碳关税，即按德国国内61.4欧元/千升轻质燃料油税和59.6欧元/千立方米的天然气税，碳税总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可达10%；在较低碳关税水平，即按美国或英国国内的碳税和能源税征收，碳关税可能达到出口总额的比重为3%~7%。以2008年为例，我国上述4个行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仅仅分别为3.61%、7.95%、6.17%和4.34%，这就意味着，我国现有高碳企业无法承受中等和较高水平碳关税之重。
（二） 将引起我国制造业出口额不同程度的下降
碳关税一旦开征，由于其事关全人类的国际气候变化而具合理性，将成为一道强大的贸易壁垒，将导致我国制造业出口额的下降。
众所周知，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承接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高能耗、低效率、高排放的重化工业和低端制造业。而且，我国企业目前还没有掌握分析生产每一个具体过程碳足迹的技术。目前，美国、英国和新西兰等市场已经开始在服装上使用“碳标签”。全球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在其2010年初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再次强调，到2012年，沃尔玛将实现95%的商品供应商必须获得社会与环境规章的二选一的最高评分。而碳关税一旦开征，进口商选择产品时首先要考虑的是供货商在生产过程中对污染物排放的控制情况，尤其是一些大型跨国公司为了保持其社会形象，也往往会被迫取消和中国公司的订单，特别是当这些产品是用于政府项目或有社会效应的大型项目时，碳关税将会是抵制我国高碳产品的有力武器。这就决定了我国工业生产和出口的高隐含碳排放的商品订单将减少，出口贸易规模将萎缩。
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如果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时减排，发达国家到2020年减排2005年基准的30%、发展中国家在正常交易水平基础上减排30%为前提，与正常交易水平相比较而言，2020年在排放权可交换且通过公共转移支付和排放交易抵消减排的成本（TERWMT）情形下，减排将致使我国工业出口下降幅度高达11.7%；远高于世界工业出口的平均降幅1.9%；而美国和欧盟的工业出口却分别有5.0%和6.5%的增幅。另一项研究成果显示，即使以中国工业品出口的隐含碳排放量为基础，如果征收30美元/吨和60美元/吨的碳关税，也将使我国工业品出口量分别减少3.53%和6.95%。
（三）将改变我国出口商品和贸易方式结构
碳关税对我国出口结构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将改变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两方面。
一方面，碳关税将引起高耗能产品出口比重下降。目前，我国钢、火电、水泥、玻璃、石化和碱等高耗能产品单产能耗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15、1.17、1.53、1.47、1.45和1.34倍，纺织印染行业单位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5倍。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向世界出口的能源密集型产品增长迅速，仅2004年至2008年间，中国钢铁、化工产品和纺织品出口占世界总量的份额就分别从5.12%、2.68%和16.98%上升到12.09%、4.65%和26.08%。工业发达国家通过征收碳关税，将有可能促使我国对国内企业的能源消费征收碳税，将改变我国企业投入要素组合，我国传统出口产品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难以为继，将使我国高耗能行业产品出口比重下降。一项研究成果显示，如果以中国工业品出口的隐含碳排放量为基础，如果征收30美元/吨的碳关税，以能源密集型制造业为代表的石油加工工业的出口降幅将达12.39%。
另一方面，碳关税也将引起加工贸易出口比重下降。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比2007年达到50.71%，2008年为47.19%，而企业从加工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却远低于研发、销售等环节。比如“中国为苹果公司组装的ipod每出口一件到美国为150美元，而中国企业组装每一件仅获得增加值4美元，其余146美元则归美国设计和营销部门所得；如果美国再按每件150美元的出口额征收碳关税，中国组装企业只有关门。所以征收碳关税将会迫使中国从战略和企业实践层面促进出口产品升级，以赚取较高的利润，才会加速改变上述现状。据预计，到2015左右，加工贸易出口占我国全部出口的比重将下降到40%以下。
（四）将在一定程度上恶化出口环境
无论是美国通过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还是欧盟提出的从2012年开始所有在欧盟机场起降的飞机都要交纳温室气体排放费，碳关税的征收标准和额度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随意性很大。这很可能引发较为严重的贸易报复和贸易摩擦。金融危机后，碳关税实质是贸易保护的新形式。尽管2009年以来，我国出口始终是被贸易救济调查的头号目标，但其只是针对个别行业、个别企业或个别商品征收，且有最多5年的时间限制。而碳关税将针对所有出口产品征收，受众面大且长期征收，对我国的影响可能要比特别保障措施、反补贴或反倾销更为严重无疑将恶化我国产品的出口环境。
三、应对碳关税问题的对策建议
在当前金融危机余波未退、各国经济增长乏力的国际环境下，我国作为出口大国的敏感身份极易激发他国抵制和报复情绪。因此，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应对碳关税：
（一）积极利用WTO现有法律机制
根据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我国应要求进口国产品承担与进口产品相同的碳减排责任；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中国与其他国家出口产品适用同样的碳关税征收原则和标准；并尽力争取WTO体系内其它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及优惠待遇”，比如一定期限的过渡期，为我国实现产业升级、工业化和现代化争取时间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规则和碳关税征收规则的制订
鉴于不同碳关税征收标准和碳排放交易规则确定的我国应征碳关税的数额不同，引起我国外贸出口的降幅也不同，在国际气候变化规则制订过程中，我国要强调作为发展中国家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争取确立对我国有利的碳排放额度、减排额度、碳排放交易规则和碳关税征收标准。具体地，尽量争取对我国外贸出口影响最小的按照本国生产碳含量为标准对所有进口商品扣除出口商品征收碳关税（BTADE）；尽量争取对我国外贸出口影响最小的“排放权不可交换（NTER）”规则。
（三）大力发展新型能源产业
我国政府对新型能源产业的补贴主要限于太阳能、风电、新能源汽车三大领域，政策主要包括税收优惠、信贷优惠、价格优惠和研发优惠等。今后，还应扩大补贴新型能源的领域和推出更系统完善的、不违反《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的补贴政策，积极应对诸如美国针对我国新能源补贴政策提出的301调查和302调查，争取占据新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为我国今后在这个领域的发展创造条件。
（四）尽快帮助实现企业“低碳生产”
可在有条件的企业试点，装备有效的技术和设备，充分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掌握企业生产每一个具体过程的能源消耗管理，使企业对生产过程中对污染物排放控制在合理的范围，能够清楚本公司生产过程中治理污染物排放的相关措施和效果，实现“低碳生产”，以成功嵌入大型跨国公司供应链，并给国家及行业提供有力的数据。同时，企业要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不断抢占产品设计、原料采购、批发经销等环节的控制权，优化产品研发设计及其生产决策，以不断提高企业运行效率，摆脱碳关税造成的成本上升约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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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沈可挺,李钢.碳关税对中国工业品出口的影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评估.[J]财贸经济，2010年1期.
[4] 沈可挺. 碳关税争端及其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10（1）：6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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