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既是符号，也是内容，城市的命名和人的自我命名是身居城市中人们飞蛾扑火的动因，也是他们无法逃避的宿命，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身处其中，无人能幸免。

　　四年前我移居深圳，从此本埠传媒称我为深圳作家，之前我以为这与居住地有关，即他们把我当作生活在深圳的一名作家，但后来发现不是，他们的意思是，“我”是隶属于深圳这座城市的作家。我是深圳的户籍居住者，也是作家，这不假，但城市与作家在属性上是如何划上等号的，其中的蹊跷至今我没弄明白。我想知道，同为户籍人口的李兰妮、杨争光、徐敬亚、王小妮、彭名燕，他们长期生活在广州、西安、海口和新加坡，他们算不算深圳作家？那些没有户籍而长期生活在深圳的写作者们，他们算不算深圳作家？

　　两年前发生了另一件同类型的事，它引起了我的注意。两年前我主编了一套本埠小说家的短小说丛书，在决定入选的文本和小说家名单时，我曾一度陷入困惑，该怎么来界定小说家与城市的关系？在入选的八位小说家中，我选择了盛可以、王十月和谢宏，前两位曾经在深圳生活和写作，入选这套丛书时户籍均不在深圳，而后者刚刚办理了去新西兰留学的读书签证。有意思的是，这三位小说家的入选，成为这套丛书出版后最具争议的话题，甚至成了一些未能入选的作家们的心头之痛，原因是前两位的非深户身份，后者的文本“资历”。本来我的备选名单中还有薛忆沩，因为没有联系上，很遗憾放弃了，他也是非深户。我甚至还有一个企图，想在编完当下的小说家作品后，把视野往前挪一挪，编一套这座城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丛书，我注意到，社会或民间不约而同地把那个时期称作深圳城市建设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指的不是那个时候狂热的淘金热潮，而是一种启蒙时代人们内心饱满的人文气息和有着浪漫主义气质的行动力，那个时候这座城市的文学界中活跃着一批年轻的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比如刘西鸿、徐敬亚、王小妮、谭甫成、梁大平、石涛、陈国凯等，他们无疑是这座城市的文学创世纪者，甚至可以说，他们创造了深圳文学迄今为止的高峰，而这些人，目前基本离开了这座城市，与这座城市不再相干了。

　　这是另一个话题。回到当下，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令人瞩目的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他们人或者户籍早已离开了这座城市，梁大平和薛忆沩甚至分别移民去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但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写作启蒙和野心是在这座城市发轫，文学起步和成名作是在这座城市里完成，甚至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至今都没有离开这座城市带给他们的写作经验和生命经验。至于谢宏，他是入选丛书的八位小说家中唯一的本土籍小说家。我的选目理由非常简单，在一套以某座城市为地域符号、小说家个人经验出发地以及书写内容的丛书中，我要看到这座城市的文学书写，其中包括本土写作的样本，这一切与户籍身份无关。

　　我真正的好奇，不在于人们对一套文丛撰家入选理由的各自心态，而在另一件事情上——人们怎么认定写作与城市的关系？我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事情：杨争光长期生活在故乡，他身体状况不好，多年来潜心创作的新长篇，为什么内容会与并非生活地的户籍所在城市有关？在离开深圳多年以后，盛可以把户籍迁回了深圳，她在广东省文学院从事专业写作，体制条件比深圳好，她本人长期客居北京，户籍对她已经不构成生存意义，干吗还要把户籍迁回深圳？薛忆沩在移民加拿大以后话语自由，学业有成，生活得不错，但他却频繁回到包括深圳在内的内地，并且不排斥以深圳作家的名义继续观察和讲述这座城市。有着深圳土著作家身份的谢宏去国到了新西兰，在那里他不光读书，不光和新西兰的毛利姑娘跳土著舞，还通过互联网和包括深圳在内的内地文学界密切联系着，看上去心猿意马。双城生活和写作的作家不止以上四位，稍许留心，你会在熟悉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中数出更多。即便对仍然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写作者，这个观察也可以延伸一下，观察到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南山作家群的知识分子写作、福田作家群的新媒体写作、宝安作家群的外省人写作、罗湖作家群的本土化写作，它们并非整齐划一，但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较为集中的地域写作现象。这不是巧合，而是一种不自觉的身份认同——归来的和离开的，在场的和希望在场的，都有意无意地保持着与这座城市的某种密切联系，以及更为深层的城市写作野心，你不能说地域性对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们没有一点约定和约束，也不能说他们因此没有收获巨大的焦虑。

　　我问过自己，写作者与居住地或故事资源地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问过之后思绪发散，无法聚焦。如今深圳的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远比这座城市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多，作品体量更是大得惊人，但文学价值论早已不是人们关心的话题，更谈不上是人类的某种使命，在一个居住人口基本由移民组成的新型城市里，信息的疲劳接受、筛选和交换、在商品产业和消费链中建立与市场的同构关系，这些内容，已经成为文学存在和延续的主流方式。我阅读过一些深圳籍贯、居住者、户籍写作者的作品，大多是小说和诗歌，也有少量的非虚构、戏剧和新媒体文本。不可否认，我此在的这座城市的文学界人头攒动，作品体量巨大，潜流涌动，这和这座城市的年轻、多元、充满欲望和活力、拷贝和创造的驱动力巨大、躁动和造势特性极强这些城市特质非常相符，但我却看不见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伟大的作品”。这种情况不止深圳一地如此，解构崇高、颠覆既有价值、拒绝经典的后现代主义不是推论，而是现实，整个华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皆如此。

　　和内地的书写者不同，深圳的书写者至少要多做一件事，回答自己与生活着的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究竟能写什么和怎么写这样一些令人苦恼的问题。内地的写作者不需要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与生活着的城市有着与生俱来的关系，地域性关系先在地就确定了，没有纠结或没法有纠结，但深圳的写作者有。你问十个深圳的写作者，就会吃惊地发现，他们当中多数人说不清楚，或自以为清楚，但在自己及自己的写作与这座城市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是否能够建立关系、在何处建立关系这些问题上，思路混乱；他们更多的是在生存原则和移民符号的命名下，而非写作的意义上，把自己与这座城市联系起来了。这里面有多少茫然和无法言说的窘迫，没有人关注，恐怕写作者自己也没有关注到。身为他者，来到这座大陆市场经济的源头，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时代大陆制造出的第一城，无论生存还是写作，他者的身份始终存在，鲜有改变的例子。在大量新闻、信息、社会热点的覆盖下，写作人作为创作个体被严重遮蔽，身为写作人而无所适从，焦虑不言而喻。你在深圳几乎找不到一个从容不迫的城市书写者，这其中也包括少数几个城市公共资源的占有者，你甚至找不到一个有理论准备和书写谋略的城市书写的潜伏者。对现实生活的妥协和依赖，让大多数写作人委身于现实生存，委身于主要由城市体制代表的时代风尚，急匆匆懵懂懂与“深圳诗人”、“深圳小说家”、“深圳剧作家”这样一些符号划上等号，并以获取这样的符号为荣，放弃对历史、命运、时空的观照和抒写，不但没有视野景深，也没有文学想象力所要求的对现实真正的疏离与颠覆，正如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所提到的那种人，是作为他人生活的旁观者存在的，通过观看他人经历的痛苦，并依赖特写画面压缩其距离，暗示两者之间的某种联系。在上述写作中，写作人自身隐身了，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不见了，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个以“深圳”为统一命名的格式化写作行为，这也是为什么这座城市上至政府，下至传媒，会默契而顽固地使用“制造”而非“创造”来阐释文化深度的原因之一。

　　在全球化大潮中，还有多少写作人的生活具有连续性，其书写上能够建立连续性，这个问题恐怕已无须再做证词的追问。深圳的写作人尤其如此，他们几乎全是移民，来自内地或者广东别的地方。深圳的土著居民只有三万，另一千多万常住人口在成年之前全是内地人，成年之后才来到深圳，而在1984年之后，无论实际居住人口的数量，还是户籍数量，深圳的土著客家人都不再是这座城市的第一大族群，甚至不再是第二大族群，不但被汉族，而且被广府人和潮汕人取代。在这座城市里，你想找一个土著居民就像在大海里捞针，三万名深圳原住民，相当一批人去了埠外或者境外，因通婚使得族群谱系不再单纯，因疾病或年迈离开人世，相当一批过着足不出户的收租户生活，剩下的，则淹没在一千多万外省人当中。有人在这儿生活了十多年，没能见到过一个土生土长的深圳人。我有幸，同事中有一个叫麦菲的土著，朋友中还有一位叫梁佛金的土著，他是深圳建市时的第一任青年团官员，这算是奇迹。这座城市的官方语言，或者说约定俗成的语言是普通话，这个你在包括北、上、广在内的内地城市中根本无法见到。北京话仍然顽强地占据着北京城内大大小小的胡同，与大街上和高档楼盘里的广普、鲁普、豫普博弈着；上海话是正宗上海人的身份象征，连郊区的六大方言都会被上海人小觑，一届届城市执行官的市长书记们从来没有被上海人当作自己人，因为他们不会说上海话；粤语仗着古汉语完美的特性，不但在广府地区是第一大语言，而且成为香港和澳门的官方语言、美国和加拿大的第三大语言，连广东省和广州市地方政府都不敢对粤语做出轻易的取舍。深圳却是中国内地普通话使用最顺畅的城市，在这座移民城市里，除了用以杂糅元素和手段构成的普通话，你根本没法找出任何一种方言，让一千多万失去了本土语言“台词区”的城市居民建立起共同的语言沟通平台。2012年，发生在内地的钓鱼岛抗议事件中，深圳的民间抗议事件最为吊诡，因为这座城市不光民族性和民粹性或缺，连事件的地域性特征都是含混和可疑的，以至之后警方在处理被捕的众多当事人时，才会给出“动机不纯”的结论。警方的说辞当然不必确信，但这也是深圳在文化表达上主体暧昧的一个意味深长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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