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其他学科的教师，语文教师必须有更清醒的课程意识，不能兴之所至随意征引，介入的应该是有关听说读写的知识、技巧、价值观。比如解读李清照的《声声慢》应介绍她的第二次极为不幸的婚姻，但如果介绍她第一次婚姻中赵明诚曾经的情感出轨不仅无助于主旨的理解，反有迎合低级趣味、哗众取宠之嫌；《兰亭集序》不读文本情感的起伏而去展示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性及其影响力，强行与书法课联姻，已远离“语”之本原。

　　2.要凸显文本之地位

　　发掘课程资源成为诸多教师的自觉行为，然而却愈演愈烈为开发“负担”，有限的课堂时空被不加节制的课外材料展示无情地挥霍。我们应该遵循的原则是，课文为主，文本之外的材料为宾，资料补充为文本学习服务，而不是相反。还没有指导学生读懂文本，就想当然地从课文某处内容、某点“由头”随意生发开去，游离于文本之外，挤占品读和感悟文本本身的时间，课文感悟成了蜻蜓点水，探究品读也是匆匆走马，最后把课上成断线的风筝了。这样把课文这个“例子”当“引子”，喧宾夺主，失度介入，淡化了文本中语言本身的美，削弱了文本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这也正是李海林教授所说的“该教的不教，不该教的乱教”的现象了。比如教《我有一个梦想》不去感受马丁·路德·金构建的梦想，而把大部分时间让学生谈自己的梦想，读《声声慢》不感受李清照通过叠音词层层铺展深化“愁”情而成了“愁”诗句的大会合。

　　讲解《林黛玉进贾府》林黛玉“处处留心，时时在意”的性格特点，有的课堂一不留神就滑向整部书的黛玉这一性格倾向，成为《红楼梦》黛玉人物形象粗略导读了，以至于这一章节成为了黛玉的悲情专场。这样毫无服务文本意识的介入是典型的反客为主、本末倒置。事实上将小说前一回稍作介入，加上细读文本便知，林黛玉此时仅仅失去母亲，并非亲人俱亡，家道败落，若在贾府呆不下去，还可回家，不像史湘云只能寄人篱下。“处处留心，时时在意”只能说明黛玉作为大家闺秀对自己身份和初进贾府对贾府气势的敏感，贾府毕竟是皇族倚重的官宦世家，在书香门第出身的黛玉眼里，的确是气势非凡，处处为大为尊。选文正是借助也算见过世面的黛玉之观感深刻地揭示了贾府的地位。

　　3.要有“清淤”、“去障”之效

　　如果介入成为节外生枝，搭建花架子，甚至带来课堂臃肿，重心转移，或学习者消化不良，倒不如引导学生聚焦文本，潜心会文，“带着学生在文章里走个来回即可”（张志公语）。比如《药》中夏瑜之“瑜”是一种美玉，从取名上，就可以看出他应该出身于读书人家庭；同时从夏四奶奶上坟时提的那只“破旧的朱漆圆篮”上，又不难看出原来夏家家境还比较宽裕，只是如今“破旧”了、败落了。“文盲都是远离政治的”（列宁语），清末首先觉醒的一批有志之士，大多出身于这样的中等小康之家、读书世家。这样就可以理解夏瑜具有的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情怀——不是痛骂阿义，而是叹息阿义“可怜”。

　　三、介入时机不可“僵硬”

　　受传统教学的影响，教师往往将材料安排在课文导入时，但提前补充，盲目加餐，先入为主，致使学生用“贴标签”来代替对文本的揣摩了。至于文本相似或相关材料的迁移，不少教师习惯于将迁移作为独立环节放在课堂的后面，有搭建花架、装饰渊博之嫌。我们认为，文本之外材料何时介入要应文本解读之需。文本之外材料的介入时机也应该是灵活多样的，应该是与文本的解读自然融合，而不是旁逸斜出的枝蔓。介入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固定的渠道，但有好时机，那就是在“愤”“悱”之时。介入早了，就会限制思维，使阅读成为伪交流，介入晚了就成为“马后炮”，有累赘之嫌。应审时度势，相机行事，使文本阅读和材料介入水乳交融、水到渠成。

　　首先是该藏则藏，不必上课伊始就“锋芒毕露”。上《李凭箜篌引》，关于李贺的介绍可以在学生与《琵琶行》比较出现思维障碍无法排除时。教学实际中，学生认为白居易的身世体验都穿插在对琵琶音乐的描摹中，而《李凭箜篌引》则只写音乐，没有诗人的感情寄托。此时展示李贺的身世：他被人誉为贵族诗人，在崇尚门第出身的唐中朝，李贺也算得上是一位皇室的裔孙，加上年少时代就有才名，18岁因《雁门太守行》得到韩愈的赞赏，李贺很得意于夸扬自己的才气和身价，“少年心事当拿云”（《致酒行》）；但是他又被誉为苦闷诗人，到李贺时家道已经没落了，父亲李晋肃只不过是边疆上的一个小县令，李贺被诽谤讳父名而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后被荫举只做过一个从九品的奉礼郎，不久辞官归故里，抑郁而终。自然生长出来的介绍，带给学生强烈的认识冲突和情感冲突，他们进而发现与同样是浪漫主义的李白比较，李贺的诗歌中有大量的与众不同的奇特瑰丽的意象，除了运用冷艳凄迷，消瘦甚至锐利、脆硬、狞恶的意象，还用了很多冷色调的词语，这些诗作还是隐含了他个人怀才不遇的哀怨。

　　其次是不必在文本解读结束后来个穿靴戴帽，迁移材料应相机出现。如为帮助理解易安的《醉花阴》中“人比黄花瘦”的妙处，以花喻人瘦的诗句就不必等到课堂结束千呼万唤始出来，而是可以直接引入“人与绿杨俱瘦”（宋·无名氏《如梦令》），“人瘦也，比梅花、瘦几分？”（宋·程垓《摊破江城子》）等。三句诗显然都以花喻人，但相比之下易安却巧妙地用黄花之“瘦”真实可感地把抽象的“愁”表现出来，同时菊外形纤细，被秋风吹落的形象恰与女词人憔悴神伤的形象吻合。通过比较可以更好地感受这种切合以及与全词的浑然一体的妙处。

　　总之，我们应该从语文教学的本真出发，选择适度的介入内容，选择合宜的介入时机，真正为学生的语文文本学习服务，而不能刻意去做样子，更不能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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