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学必须以培育年轻人的梦想为己任

　　中国梦的实现要靠人，尤其是年轻人。大学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引导年轻人成人成才，他们的成长品质可以说直接地影响着中国梦实现的进程与品质。换言之，何时真正实现中国梦，实现什么样的中国梦，都跟年青一代的成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年轻人是否有梦对我们今日大学教育而言，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我们的大学教育是不是在孕育年轻人的梦想，还是目前这种教育模式本身在挤压年轻人的梦？

　　大学作为年轻人筑梦的场域，所展现出来的应该是年轻人朝气蓬勃、襟怀开阔的生命气象。2012年4月22日，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1]“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关键词，一是精致，二是利己主义者。所谓精致，即是素养很高，或者基本素质很高，时尚而新潮；所谓利己主义者，则意味着他们的思考与生活所及的范围更多的是个人利益。换言之，他们的高素质所指向不过是个人的一己发展，而非把个体成长始终置于时代与社会的内在需要之中。钱理群先生在这里所揭示的与其说是北京大学的问题，不如说是当下我国教育的整体症候。我们的大学，乃至整个教育本身都面临着精神的蜗居，精致的利己主义是大学精神乃至整体教育精神衰微的显现。青年学生为个人现实发展所迫，日常生活的基本主题乃是考级、考证、考研、出国、就业等现实性个人问题。社会流行的价值与时尚，几乎全盘地成为青年学生的生活目标，大学不再是引领社会风尚的风向标。在此意义上，大学教育应该启迪年轻人勇于担当天下的开阔的家国情怀，活出年轻人积极向上的生命气象，以超越仅仅为一己私利而读书的狭隘成人取向。

　　重新激活大学生的青春梦想，提升青年学生的生命气象，需要从三方面着眼，一是个人生活，二是学问生活，三是社会生活。个人生活需要活出青年精神：青年精神意味着充满朝气，积极向上，而不是少年老成；富于理想，不乏浪漫，而不急功近利；勇于挑战，不怕失败，而不畏首畏尾。青年精神需要我们以一种积极、健康、活力的生命姿态，引领生活的新风尚。学问生活需要活出学术精神，学术精神乃是一种无条件地追求知识与真理的精神，我们需要向前人求真理，向经典求真理，向无限求真理，向内心求真理。社会生活需要活出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意味着我们有开阔的胸怀，积极的社会担当，成熟的理智，或者叫理智地爱国，以我们的理性、智慧和才能，关注时代和社会的重大问题，在对时代命运的思考与承担之中大胆创新，解放自我，锻造人格，提升自我。一个人，倘若到了大学教育阶段，依然没有激励出强烈的求知欲和自主学习、积极探索的热情，则我们很难说他或她经历了真正的大学教育。这意味着今日大学应该给年轻人富于梦想的青春生活、学问生活与社会生活开辟充分的通道，提供足够的空间，切实地服务于年轻人的整体成长。

　　三、大学必须拥有自主发展与自我超越的梦想

　　一个现代国家的发展，往往是跟其大学教育的发展密不可分的。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我国大学自身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梦也是大学梦，大学必须拥有自主发展与自我超越的梦想。大学的梦想直接表征为大学在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上的生动活力，大学自主发展与自我超越之路乃是大学核心价值、实践形态与现代大学制度体系的完善，由此而让越来越多的大学体现出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气质。

　　从大学的核心价值而言，大学之大，就在大智、大爱与大德。所谓大智就是自觉融会于人类、民族的知识长河之中，无止境地追求知识与真理，永葆探究知识的激情与活力；所谓大爱就是超越一己私情，自觉认同于人类、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之中；所谓大德就是开阔的社会襟怀与卓越的实践能力的结合。“大学就是以大智为起点，以大爱为目标，以大德为归宿。大智成就大学问，大爱成就大胸怀，大学问与大胸怀成就大人格。大学就是大智、大爱、大德的统一，大学的最终目标乃是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完全之人格。”[2]大学之梦在于大学的襟怀，理想的大学就是激励大爱，培育大智慧，养成大德性，以大智、大爱与大德，来激扬年轻人的生命理想。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如何彰显大学对大智、大爱与大德的追求？纵观国内大学，且不说大学与大学之间，单就一所大学之中，本科教育分科过细，建基于本科专业分化之上的院系与学科设置，彼此之间也几近封闭，不同学科的教授几乎都是在各自的专业视域中活动，在学术的诉求上同样几乎不相往来，这大大弱化了大学的心智空间。以培养“有独立思考能力、有美感、有品位、精神世界丰富的人”[3]为使命的大学通识教育，同样因为学院、学科的界限，使得我们的通识教育极其有限。加上当下大学教师自身的培养模式，也即受学科范式所限，我们的大学真正能博古通今、悉心解读经典、引领学生切实探索社会与人生基本问题的优秀教师并不多见，换言之，而更多的是那种能进行通识性学科知识教学的教师。至少，我们的大学并没有把通识教育抬到大学之本的高度，相应地，也不能让真正博古通今、具备足够通识能力的一流师资来担当通识教育，而只能让那些仅够进行通识性学科知识教学的教师敷衍于所谓的大学通识课程教学。

　　从大学的实践形式而言，就是彰显大学师生卓越的心智生活。雅斯贝尔斯曾言，真正的大学必须由以下三方面组成：一是学术性之教学；二是科学与学术性的研究；三是创造性之文化生活。不管是学术性的教学、科学研究，还是文化生活，都使得大学师生的生活呈现为更高的创造性、心智的卓越与浓郁的文化趣味。大学文化最终要呈现为大学人开阔的文化生活，也就是富于宽广文化趣味的创造性的心智生活，一种“有文学气质、有文生情调、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4]。正是在这种创造性的文化生活之中，青年学子耳濡目染，浸渍其中，潜移默化，受到普遍智识的陶冶，成为优良的教养之士，“具备有教养的才智，有灵敏的鉴赏力，有率直、公正的头脑，待人接物有高贵、谦恭的态度”，由此而达成大学之教书育人、化育后学的根本目的。大学之梦乃是大学知识与文化生活之梦，今日大学必须着眼于大学知识与文化生活品质的提升。这里的中心还是人，理想的大学其根本还是杰出的大学教师。一所大学，不尊重大学教师，尤其是一流的大学教授（这里的尊重不只是待遇，更是充分发挥他们在引领创造性大学文化生活中的根本性地位），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大学生活，换言之，不可能有真正的大学。这样的大学教育，说白了就是高等专科学校教育而已。

　　从制度保障而言，就是要建立以大师为中心、以教育家办学为依托的大学制度体系。大学之本就在于大学乃是以高深学问为中心而组织起来的学人共同体，这里的关键词是三个：一是“高深学问”，离开了高深学问，大学就成了知识普及性学校，就失去了思想与精神的高度，大学就成了不大之学；二是“学人”，大学是以学人为主体，学人包括殷勤问学的教授和勤勉好学的大学生，大学以学人为中心意味着大学不是官场，不是市场，必须遵循学问的准则，大学也不是军营，必须遵循自由求学的准则；三是“共同体”，大学师生不是知识买卖的关系，大学教授不是大学校园中的匆匆过客，唯有大学师生的亲近交往，大学师生心智的互相磨砺，才足以让大学空间弥散出追求知识与真理的意韵，大学才避免成为知识交易的市场[2]。由此，作为以高深学问为中心的学人共同体，意味着大学的组织原则必然体现学人中心，这就是从洪堡以来所奠定的教授治学、教学自由、学生自治的大学传统。大学制度的实践形态当然可以是多样的，但不断地探索现代大学制度，进行大学制度创新，而不是盲目保守与自我封闭，这是大学寻梦的不可或缺的内涵。一旦大学沦为机构臃肿、反应迟钝的官僚机构，大学就无法迅速而切实地回应置身时代与社会之中的大学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大学就必然地沦为蹒跚向前的旧日之马车，而无法加足马力，以追求世界大学发展的速度。苟如此，是否意味着大学制度创新乃是今日中国大学发展多么紧要而迫切的难题？

　　参考文献：

　　[1]钱理群.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N].中国青年报，2012-05-03（3）.

　　[2]刘铁芳.保守与开放之间的大学精神[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刘艳侠，刘铁芳.走向人生的通识教育：一种课程实施的视角[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3，（1）：12.

　　[3]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北京：三联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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