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奥托·夏莫的U理论认为盲点是无形的注意力、意图和集体行动的根源，跨越盲点的门槛才能使人与未来的集体相联，并由此拥有创造力和领导力。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探寻教学中的盲点，跨越存在于三个层面的盲点的门槛，从内部接近更深的在当下、力量和目的，培养学生面向未来的创新能力。

　　【关键词】U理论；高校政治理论教学；盲点；门槛；跨越

　　在新的时代，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新需求、新期待，有许多亟待跨越的盲点的门槛，从对过去的经验的关注和对现实的直接反思实现到涌现的未来的转移，进入充满创造力和活力的运动空间。为了跨越这道门槛进入更深的疆域，我们必须正视我们正在应对的情景的深层次根源，我们必须学习面对我们的大我，我们必须使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祖国未来和学生未来的整体连接起来。

　　一、跨越门槛的三个层面

　　（一）个人层面的跨越门槛

　　奥托把大火的发生作为人的注意力转移的节点及其相继而来的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仍然像往常那样思维和保持看世界的旧习惯。第二阶段是在出租车上从远处看到浓烟和大火，注意力已开始转移。第三阶段是站住大火前，以前拥有的一切被大火所吞噬，属于自己的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已消失，随着被观察对象的消失，他作为观察者也不复存在，或者说，经历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边界的坍塌。第四阶段是时间在放慢，他站在门槛前，就要告别过去的旧我，跨过门槛，走进金色的世界。旧我和涌现的未来我之间的门即将打开，将把注意力转移到大火后的未知世界。

　　人在生活世界里常常遇到“死人拖死活人”的情境。传统呵护了人的生存，但如果传统变成了包袱也会窒息人的生命和创造力。人要想进步和前进，必须抛弃旧的习惯和思维。实际上，人遇到的问题都是新的问题，解决新问题，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过去的和别人的经验，但必须结合新实际有自己的一套新方法。世界上没有任何灵丹妙药可以包治百病。虽然不像大火或者突如其来的突发事变那样让人意外、让人震撼、让人刻骨铭心，但人时刻都面临着向过去诀别的问题，是选择皈依还是选择放弃？如果对过去选择了放弃，那么，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将从固有的习惯模式开始转移，先是到大火和浓烟，再到灰烬和旧我与新我之间边界的坍塌，最后到从灰烬中萌生的未来之树。

　　在大火这样的巨变之前，能够实现注意力转移的人，是时代的精英。时代在他们的引领下前进，这些人对社会上其他成员来说是先锋和学习的楷模，当然有时会为所谓的社会大多数不理解而被视为异端和另类大加鞭挞。因此给予这些先觉的人，并不见得都是掌声、鲜花和荣耀，有时却是鄙视、嘲弄和压迫。因此，需要社会在不理解或看不透未来的时候要对这些不同于成见的独到见解抱有一颗宽容之心，培养看社会和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或许，这样就会使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土壤由此更加肥沃。21世纪国际国内局势变化如此之大，其程度不亚于一场大火，但生活在其间的人却往往浑然不知，才使芸芸众生油然而生这么多的困顿和无止境的欲望。

　　在中国，只有发展才好的理念仍然占居主流媒体的上风，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的运行机制使对发展的大、快、多的追求永无止境。在此背景下，精神文明建设实际上弱化了，高校政治理论课起初被视为一杯温吞水，后出台“05”方案进行规范，进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具体化到四门课程之中，再在中国梦的话语体系里诉说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在严峻的挑战面前，要使政治理论课达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教师迫切需要实现注意力从政治动员和宣传说教到理论探讨和学术争鸣，从教学结果到教学过程，再到学习根源的转移。

　　（二）集体层面的跨越门槛

　　在团队、组织和社会的集体层面上，跨越门槛也显示出同样的特点，要求我们转变、重定向和转换集体注意力的场景。市场经济下，为了某种目标而建立的团队，本身就需要团队全体成员的注意力的转移。特别是为创新而建立起来的团队，更需要实现从向过去学习到向涌现的未来学习的根本转变，而团队精神是这种转变的集中体现。在组织层面上，领导者需要根据新的情况重新定义领导力，并对组织结构进行改组和改革，增强组织机构的活力和效力。在社会层面上，全球经济的兴起、网络社会的崛起以及个人和集体意识的新发展，需要我们立足于本国国情，放眼全世界，树立国际视野，共同探索全球治理和全球发展的新办法。

　　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2001年“911事件”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倒塌时，我们面临同样的情况：这要求我们深化知觉，并开启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界限。在那崩溃的时刻，我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看到“那边的”事情如何和我们“这里的”行动及身份相关联。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跨过了这道门槛。柏林墙的倒塌以及随之而来的多米诺骨牌似的苏东剧变，按照冷战思维和传统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定义，在世界上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西方看来，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以至于美籍日本人福山宣布这是“历史的终结”；在东方看来，柏林墙的倒塌是东德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运动虽陷入低谷，但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所替代的历史趋势是不可抗拒的；而作为当事国的民众，他们不是纠结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空谈，而是为了争取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的现实选择。柏林墙倒塌已24年了，局外的空谈渐渐销声匿迹，局内的选择也几经波折，但孰是孰非只有生活在德国的人最有资格给以评价。

　　柏林墙的倒塌和苏东剧变标志着二战后冷战对峙局面的结束，同时也表明世界进入美国独霸世界时代的到来。苏联的消解或者是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同化，陷好战的美国于无对手的窘境。但军工垄断企业支撑下的美国政府只是军工垄断企业的傀儡，军工垄断企业的侵略性和趋利性逼迫美国政府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新的战略对手。它的目标首先瞄准了资源丰富、与前苏联关系密切、用美国的民主标准衡量被视为暴政专制的国家，在联合国的名义下在中东、北非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展示了新式武器，更迭了这些国家的首脑，满足了军工集体的利益诉求，想打谁就打谁由恐吓化为现实，但由此也引起了被侵略国家的混乱和使对美国的不满达到了极点。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南北方国家的矛盾，又增加了一对新矛盾：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即穆斯林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矛盾。在中美之间则多了对矛盾，即老大与老二的矛盾。美国用战争消灭战争，结果却引起了更多更大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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