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许多语言学家首先考虑到的是语言的交际功能，把语言的生成纯粹看作是环境对人的刺激。英国哲学家John Locke在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中提出人生来就像一张白纸，心里一干二净，一切观念通过经验（感觉和反省）描绘到这张白纸上（Locke， 2000：123～138）。这种经验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正确的科学思想。然而经验论者忽视了生物的基本特性，即生物的胚胎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人生来并非一张白纸，而是像张写满了各种复杂符号的地图，这张地图上的图形是在不断变化长大的。当精子和卵子相遇成为受精卵的那时起，基因序列就基本形成，个体的体型、性格和喜好等各种形状就都已经写好了，只不过在后天环境中逐渐发展成熟而已。比如蝌蚪的外形虽然和青蛙相差很大，但是最终它会缩小尾巴，进行翻天覆地的呼吸功能的改变，由水生动物变成两栖动物，由腮呼吸变成依靠肺和皮肤呼吸，最终长成一只青蛙。人的成长过程大致也是如此，人的胚胎在成长初期像鱼的形状，有腮和尾巴，之后随着胚胎的成长这些部分逐渐退化，这种现象反映出人类进化的原始痕迹。狐猴是一种灵长类动物，成年人很难辨识出每只狐猴的长相，即使是长期和它们打交道的动物学家也很难做到。一项科学实验是对6个月以下的儿童和9个月以上的儿童测试他们能否能辨认出狐猴的长相，实验显示6个月以下的儿童能够辨认出每只狐猴面部的不同，而年长的儿童却无法识别。这项实验表明人类为了适应某种环境，将自然地舍弃一些天赋能力，这也是在自然选择中逐渐适应的一种表现。由于人类在生长过程中接触到的大多是人，为了更好地适应人类社会和学习人类社会中的生存技巧，因而其必须要进行自然选择。适应在生物及其环境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可以用来解释印度狼孩为何无法学会说话的原因。早期在狼群中的生活经历使得狼孩的智力发展为倾向狼的一些能力，而人类的一些天生能力则自然退化了，由此可以看出，先天的生理结构和后天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人类成长过程中心智建构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器官是和其他器官一样在环境的作用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基因决定语言机能的初始状态，每一种语言是初始状态和获得经验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语言的初始状态是整个种群所共有的，语言的初始状态可以看成是一种“语言获得机制”，“输入”经验，“输出”语言，语言的“输出”表现心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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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的习得过程受到环境的影响，但绝对不是仅靠教育而产生的结果。像器官的生长一样，语言的发展进程是由其初始状态事先决定的。皮亚杰指出语言的发展和智力的发展一样，都具有阶段的连续性特征，这种发展路径体现出神经机制成熟过程中内源因素的发展，同时体现出自动调节机制在环境和个体逐渐成熟之间的相互作用。儿童心智的发展与成熟和机体的生长一样有其节奏与“定径”，即使最有效的教育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加速临界期（皮亚杰，1989：19）。研究语言时需充分考虑语言的自然属性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因素。

　　语言与心智、环境的关系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语言可以被看作连接心智和环境的路径。环境包括人体外环境即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人体内环境指的是个体所能意识到的环境（即意识到的思维）和无意识的环境（即无意识思维）。语言可以将心理活动输出到环境中，同时也可以从环境中获取材料。乔姆斯基认为大脑的语言器官中有个“词库”（lexicon）（科学已证实大脑中有专司语言的部分）（埃克尔斯，2005：92～99）和一个“推导程序”（derivational procedure）。推导程序从词库里选择所需的词，推导出句子“结构描写式”（structural description），最后由大脑中其他“应用系统”（performance systems）进行合成具有音义结合的语言。乔姆斯基把大脑中的语言称为“内在化语言”（Internalized language）， 而人们听到的语言称为“外表化语言”（Externalized language）。“I-语言”属于大脑的无意识操作，不少学者认为并非大脑的全部活动都是有意识的。思维可以分为大脑的“计算思维”（不需要语言参与）和“现象学思维”（意识到的思维）。（武冬艳，2012：17）

　　三、语言与意识关系

　　尽管在20世纪以前的研究中已经涉及到意识问题，以及大脑的无意识操作，但是50年代之前的研究是非常有限和缺乏系统的。20世纪初兴起的行为主义拒绝探讨意识问题，将一切行为都使用刺激和反应来进行解释。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约翰华生（John Watson）和追随者斯金纳（B.F.Skinner）否定心智和语言的天赋思想，强调外部环境对人的刺激和影响。行为主义运动在美国三四十年代到达顶峰，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50年代，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明确批判了斯金纳对“学习”的解释，并证明了行为主义建立的语言学习模式是不可行的。乔姆斯基认为人的大脑存在某种“语言器官”（language faculty），能够用有限的字生成无限的句子，大脑中设定了某种“心理语法”（mental grammar）（Pinker，1994：28）。乔姆斯基的语言观主要来自笛卡尔，但是与笛卡尔不同的是笛卡尔认为“推理-语言”是有意识的，而乔姆斯基认为是无意识的（王寅，2005：19）。英国认知心理学家Philip Johnson-Laind在《心理模型》和《计算机与思维》中提出大脑具有高度并行的机制，数以万计的运算过程可以同时进行，大脑的许多工作是我们无法意识到的。美国认知科学家雷·杰肯道夫提出“意识的中间层次理论”（intermediate-level theory of consciousness），他认为意识不是来自未经加工的知觉单元，也不是来自高层的思想，而是介于最低类似于感觉的周边和最高的类似于思想的中枢之间的一种表达层次（克里克，2007：21）。有学者认为思维可以分为大脑的“计算思维”（不需要语言参与）和“现象学思维”（意识到的思维）。莱尔德认为我们意识到的只是计算的结果而非计算本身，杰肯道夫称之为“信息结构”（克里克，2007：21）。美国认知科学家Bernard J.Baars 提出“全局工作空间”（global workspace），他认为任何时刻处于这一工作空间内的信息都是意识的内容，工作空间作为中央信息的交换中枢与许多无意识的接受处理器相联系，我们意识到的是短时记忆的某些项目而并非全部。

　　我们假定大脑系统中存在着记忆系统、意识系统和语言器官。语言器官从环境得到语言信号（语音信号），然后将信号传送至意识系统进行处理，意识系统将处理后的信号储存在记忆系统中，进而构成语言器官中的“词库”（Lexicon）和推导程序（D结构）。环境通过感官传递信号（语义信号或音义结合信号）到语言器官，语言器官将推导出的结构描写式（S结构）传递到意识系统，意识系统将处理后的信号储存在记忆系统中。记忆系统相当于一台计算机的储存系统，其主要功能是储存记忆。有人把人类的记忆官能比作电脑的内存，塞尔认为语言机能的确是存在人脑之中，“解释很简单，只有这样一个假设——即从这机制的结构角度看，存在着一个硬件层面的解释”（乔姆斯基，2006 ：279）。科学发现人脑和电脑的运行机制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但是人类脑功能的复杂性是电脑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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