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兆勇
【摘 要】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文化角度切入对中华传统研究一直是热门的且持续有前景、有潜力的学科。但近些年来《文化概论》作为学科，一方面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又越来越起不到著作者期待的作用，到哪里去找寻其原因?在此分析近年来文化概论的著作者的定位来探寻中国文化。
【关键词】文化热 雷同 缺失 使命意识
众所周知，“文化”一词的定义比较多，“文化概论”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切入点也因此比较多。长期以来我研读、讲授《中国文化概论》，主要就想本着这种思路，即从文化角度来深挖中国的地负海涵，从文化角度来概括华夏精神及在各领域、各时期的体现。所谓文化角度我以为从本质上说就是“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语)。而“文化概论”我认为它的使命即在于尽可能扩大到天人关系框架来把握中华总特征或总的精神风貌及历史变迁的总特征。
按照这个思路，近年来，我首先考查了“中国文化概论”的研究状况，我发现近代以来又特别是近时期以来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1)历代以来文化虽然千变万化，但各代最终无不是在结合着自己时代而传递着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这一法则及特点历代如此，近现代以来归根结蒂也是如此，这一点也是最值得肯定的。
(2)从五四运动以来，梁漱溟等一代学人虽明确以“文化”命名对传统研究的这一领域与思路，但鉴于当时破碎的华夏背景，他们把主要注意力要么是放到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上;要么纷纷用所谓的“科学”观念解构传统文化中的神圣性;要么继续步乾嘉后尘，把目光紧锁到考证之上。这几个方面可以说共同构成了二十世纪早些时文化研究的内容，并对以后的文化发展产生持续影响。
(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公认出现所谓“文化热”，此曾被许多学人命为“寻根”，此寻根表现形式虽多，但最终平息下来，只能以“热”结巢。推想其原因在于随着改革开放中国文化进程的深人，华夏士人普遍期望重建一种价值尺度来规整纷涌而至的各种西方思想。期望找寻到中华思想在此中的位置。
近年来，随着经济上的富裕，海内学者虽然还有浮躁之气，但更平静地、更从容地在自己领域以自己的学术来融炼传统文化的大氛围应是一个趋势，这样一来，无论是态度上还是学术品味上均于不知不觉中在发生变化，以至于出现一系列喜人景象:海内外一再出现名师、名著，许多学人不仅是在成就上，更是在境界上呈大家风范，使文化学更成熟。对文化意蕴的挖掘更专门以至进人到了一些幽僻、专门的研究领域。可喜的是，学人更主动“从有什么、是什么、到为什么”(梁思成语)等，在几个层面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文化特征呈于世界。
总的说来，学人们在用够了“热”来理解文化，用够了“后现代”等词来对当代进行迫不及待的陈述后，更多是以更从容的姿态沉下来，更积极主动主体化地在拾缀着中华本有的文化深沉厚重与本身所具有的自在与魅力。
以上是我对五四以来的中华文化研究传统暨近些年所呈特色所进行的反思。除此之外，关于文化、文化研究我还发现两个现象:
第一，我越来越切实感到近些年我们国家的从上到下，从众多的国家建设立项到各项事业的评估，其标准、其思路均从容地，亦越来越明显地含融着传统文化。以传统文化为内涵、以传统文化为背景出台，比如江泽民所倡导的“与时俱进”，胡锦涛所倡导的“以科学世界观建立和谐社会”均如此，均具这方面意义。
第二，作为一名文化概论的专任教师，近些年来在接触此类众多教材及专著时，头脑中形成不少困惑，我所困惑的有以下三个问题:为什么海内近些年出现如此多的专著?为什么此类著作风格又如此雷同?中国文化概论为什么一直引不起读者振奋，它应当在什么意义上才能起到“合为时而作”干预时事的作用，起到启发中华士人使命的意义，并与老辈学者相呼应。
首先，为什么这样多?我认为依照马克斯·韦伯观点，此即是意味着中华民族进人到综合国力发展的第二阶段，亚需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地改造以适应社会经济新变。
其次，为什么此类著作风格又会如此雷同?我认为首先所透出的信息应是:从什么角度切人对华夏民族精神的开掘我们还没有形成共识;在什么意识上感悟传统文化当代中国亦尚没有认真深刻地反思过。
再次，所谓雷同主要是指我们经常把传统文化说得浮浅、支离、史化、知识化，以至于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一书之中，内容庞杂，包罗万象，思路却单一;一书之中内容极丰富，思想却缺失;一书之中内容展开在五千年长廊上而思路却只在一个历史平面。而又由于上面这几个方面原因，以至于经常给我们的感觉是文化概论经常象辞典、象掌故集，思路极零碎。比如张岂之等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200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谭家健的《中国文化史概要》(198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冯天瑜《中国文化史》等影响面很宽的书即如是。我曾经概括张氏所编书，其缺憾至少如下:面面俱到、史论不分、不知所云、一盘散沙、语言迟钝、缺乏灵气、缺乏文化含融。总之，知识味过浓，而导人思索却缺失。
不必讳言，上述此类著作并不是没有创作目的，我想要说的是他们对日标的设置、裁定过于知识化，没有把民族精神的挖掘、民族命脉的把握突出来，也即没有把“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等命题突显出来。我们知道，关于“文化”，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有一个经典定义，他认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的复合体，即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原始文化—关于神话、哲学、宗教和风俗的研究》)据这个定义，我们说中国文化应是中国人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而所谓整个方式，是指一定的自然观念、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等的整合，并由此升华而成平常日用的精神底蕴和人生价值取向特征的。
笔者以为:作为文化专著、文化概论即应以研究此底蕴和特征为目的，具体地说，它所探讨的应是三个层面内容:一者探讨表现在天文、地理、典章制度、宗教、哲学、审美等方面的最一般特征;二者探讨所有这些特征在历史中的流变及由此构成的时代风貌特征;三者以宇宙为背景，从“天人之际”对最一般特征之根进行深度挖掘。
其实，我们只要把目光放得更宏扩一点，就不难发现“五四”以来老一辈学问家们并不是与上述当代相同的，在他们的著作里，我们最先感到的是他们以五千年传统文化为背景所呈现的庄严凝重的使命意识。
我们经常说“五四传统”或云“北大传统”，实质上更准确点说是指胡适、梁漱溟、熊十力、蔡元培等这一代人有勇于挑战现实，以五千年传统文化来对话现实的传统。“五四”之后的漫长时期，虽然伴随复杂的中国社会现状这一代学人的研究风范各个不同，但立足于当代问题而介入传统或者说以当代社会问题为切人传统的角度还是共同的，而这正好是北大的传统。不难发现北大这一代学人的创造性或云大师气度、情怀就在于他们把这种特征与学术个性融进了他们关于文化的论著中，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们的著作成为传世之作。比如熊十力的《道学研究》、梁漱溟的《文化概论陈述》、冯友兰的《哲学通史》、汤用彤的《玄言与佛教通论》等。
若仔细考查一下，不难发现北大传统之中还有一种特征，即学人们往往将自己的文化困惑、文化思考，通过对儒释道等经典的阐释而表现出来。又恰恰在这一点上衔接着几千年的传统。比如梁漱溟对经典儒家，熊十力、冯友兰对宋代道学，汤用彤对魏晋时代佛教等，他们虽云研究历史实质上是以历史为平台，弘扬着黑暗时期中国人精神。北大的这一代学人以其对历史所表现出的创造性和深切性表明了这样的观点:解释历史是为了提供给当代从历史中寻回我们树立价值的根本规则以及方式、方法与准则，为了建立考论历史、促成对话的自觉，最终目的则是为了将文化传统拿来对当代反思，而文化概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对之进行总结。
诚然，在当代以一些文化史、文化概论向当代的年轻人宣叙关于五千年文明长廊中的知识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文化概论的最终目的不应止于此。而当代许多这方面专著之失恰在这一点上没有把握好尺度，即没有从史的和知识的范围中超越出来，升华到挖掘华夏民族的生命力，也即是说，目前一些这方面专著的缺失在对华夏民族活力的洞彻与挖掘上。我们不难找寻五四一代人还庄严地把张载“四为”作为他们著作的动力，时下没有了这种精神，这是最大的缺失，而我认为，这应是文化概论的核心。另外，今日中国推出一系列口号，比如“团结务实”、“与时俱进”、“科学世界观”、“创建和谐社会”等，所有这些口号里面均应包融着丰厚的历史信息，笔者认为只有将文化概论使命深扎于历史，深建于明确使命，才能真正感受此信息的深厚底蕴。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化概论方面研究虽从五四以来以北大为代表有一个良好传统，开了一个好头，但当代之失恰在此。找回传统，改变“辞典”型、“史料演绎”型思维形式应是当务之急。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老一辈学人如梁漱溟、钱宾四、柳治微、冯友兰等，他们的人品、学问至少能在以下几点提供成功的经验:
(1)他们在自己的著作里善于提出间题、总结问题，并将问题拿来呼吁世人讨论。比如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哲学》。
(2)他们善于把自己问题的根扎到五千年的背景之上，以显示问题的厚度与力度。比如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
(3)他们善于将五千年文化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来感受挖掘、返本开新。比如熊十力《新唯识论》。
(4)他们善于找到今日中华之困惑并展开而与传统对话。比如冯友兰《贞元六书》等。
上述这几点，我认为在做《文化概论》的教研时均是应做尽可能的反思与吸收的，而当代之缺失即这一点。
当然，从五四以来的这一批学人不是没有缺点，而在他们身上找回缺点也应是文化概论建设的一个环节。在五四这一代人的身上我以为有一个最明显的缺陷，即缺乏对儒道等传统的合理性作更深层面上的挖掘，因此亦就带来两个明显缺憾，即对中华传统的价值潜力及魅力经常估计不足，自信心亦经常发生动摇。比如梁先生从《东西方文化及哲学》到《中国文化要义》就有此种心灵印迹。⑦另外，特别重要的一点即不能够在更高一层面找到对世界文化的切人点，比如首先从自然观念上理解儒家思想，然后在自然观念层面上展开与世界上其它区域的对话，虽然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但是做得不够，比如汤先生、冯先生，他们的思路均有这一点，胡适虽在许多方面均有开拓之功，但在这方面更是如此。更可惜的是他们之后几乎所有的文化著述均没超过这一点。
上面所述老一辈学人及当代关于文化研究这些得失是我长期以来经反复摸索、思忖而得出的，我在摸索过程中本着冯友兰先生当年“接着讲”的使命意识，⑧感动于当代中华士人纷纷有致力于与世界接轨、与世界对话情怀意识，感动于他们把自己目标定位到努力于洞见中国当代社会之所需，积极将思维融到当代中国之变革洪流，感动于他们往往自己从切实的思维实践中找到中华士人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厚重意识精神。笔者的这些亦不是一句空话，我以为研究中华文化应从以下几点人手:
(1)积极从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道学等的细则及它们间的关系人手找回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
(2)积极从反思明代社会思潮流变、从反思王船山、乾嘉学人人手找到中国近代以来在许多方面不顺的更深原因。
(3)努力于将文史哲贯通，注重从艺术作品中感受到历代学人性情的更真实面。
本着这一思路会发现有太多的角度可人手以使文化研究多样化，比如宋代道学禅宗与宋代诗词研究、玄学与山水诗研究、王学流变的系列研究，《肇论》与中古佛学研究。在此基础上，我对中国文化概论亦越来越有完整思路，并已经取得成果。
至于方法，我认为一个最基本方法是先分头击破，然后再从文化概论重建的意义上综合。从而以对五四运动、对乾嘉学人、对朱、陆、王等反思、对北宋五子的整理为基础背景将文化概论重建起来。以文化概论为切人点，将自己的学术切人中华传统，作用于当代现实。这才是中国文化的研究者、建设者的最基本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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