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2)
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发展对后世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时期产生的各种思想和思维方式内化为各自文化的内核,即使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没有在历史发展中丢失。如基督教对科学活动的压迫、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和唐朝国子监算学的设立,都没有改变各自文化发展的轨迹。
三、中世纪东西方文化对科学发展的抑制与促进作用。
随着罗马帝国和秦帝国的崛起,古希腊与春秋战国时代结束,东西方进入了大一统时代。各自建立的帝国在文化的继承上对以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罗马由于受自身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在文化上,只是在建筑和法学方面取得了较突出的成就,而在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方面多是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如“宗教上古罗马与古希腊诸神有很多相似之处,以至于要发现真正的古罗马神袛真要费工夫”。我们日常熟知的罗马诸神只不过是希腊诸神在罗马的另一种称呼而已。
与古希腊人相比,罗马人没有太多的闲暇。由于广袤的国土及罗马文化很强的包容性,古罗马存在很多哲学流派而不仅仅是理性主义。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和作为国教的确立(公元380年),信仰和蒙昧取代了对事物的钻研,探索自然的热情被窒息。在这一时期哲学、科学都成为“神学的婢女,发展极其缓慢”[10]。11世纪之后,十字军东征使西欧人重新发现了希腊文化,给沉寂的经院哲学带来了新鲜的空气。经过激烈的斗争,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及著作被教会接受,理性主义逐渐回归。在支持与反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斗争中,造就了后来被推崇为基督教“圣徒”、“天使博士”的阿奎那·托马斯。托马斯认为理性与信仰是一致的。为了超越理性而获得信仰,或者通过理性获得对上帝的认识,殊途同归。托马斯神学在欧洲盛行之后,基督教鼓励科学家用逻辑方法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及伟大,这对理性与科学的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哥白尼、伽利略、玻意尔、牛顿等都是为了“用科学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及伟大”而献身科学事业的。中世纪科学是近代科学的“潜在”阶段,为中世纪后期科学研究的复苏,自然科学革命提供了基础。
中国自秦统一中国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国人思想得到统一,氏族单位传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繁荣的经济及稳定的生活,使人们的生活范围和实践内容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一时期直至西方科技革命前,中国技术发展大大领先于西方。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农业、历法、医学、冶金方面。如公元1世纪,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公元3世纪左右发明了瓷器,而1000多年后欧洲人才掌握瓷器制造工艺;公元8世纪中国发明了火药;11世纪中期发明了活字印刷;15世纪中期《本草纲目》成为中国古代医学集大成者。这期间中国数学的发展是最值得关注的。有汉代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唐代的《大衍历》、宋代的《数术九章》、元代的《四元玉鉴》等。这些专著在勾股定理、线性方程组、割圆术、圆周率计算、增乘开方法等方面均有开创性的研究,远远领先于同时期欧洲水平。但中国数学体系与西方数学体系有所不同,中国数学家关心的是问题求解,将问题分门别类,从而找出相应的解体模式,其思维是构造性与机械性。而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西方数学则是用演绎法加以整理,从几个简单的定义、公理出发通过严格的推理得出其他结论,其思维偏重于存在唯一及概念之间相互关系[11]。中国数学家一般仅限于提出的一些天才的原理,在生产实践中进行验证和应用,而不在理论上进行证明。西方数学家受限于逻辑思维的严格推导,在一些原理的发现上可能并不像东方数学家那么思维活跃。即使如此,数学在中国价值体系内仍被视为“玩物丧志,九九贱技”[12]。学习儒学,博取功名才为世人所称道。对数学的爱好只是存在于个人兴趣范围,远离社会整体价值观,遑论改变以文化为基础的“经世致物”思维。
从历史的比较可以看出,西方科学发展虽受到基督教抑制,但仍保留了古希腊的自由和理性精神。中世纪后期基督教成为科学活动的主要平台,为第一次科技革命奠定了基础。相比起来中国科技发展主要关心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其目的是服务于国家的农业、建筑或者其他领域。这种零散的问题解决模式,以及科学技术活动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不可能产生体系严密的科学理论及引发深刻的科技革命。正如20世纪20年代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所说:“中国人就个人的情况来说,从事研究的禀赋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中国的科学毕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中国如此任其自生自灭的话,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能在科学上取得任何成就。”[13]
四、文化对科教兴国战略的影响。
东西方社会在各自轨道上发展2000多年后,西方迎来了人类史上规模宏大的工业革命。而中国仍然处在千年不变的传统农业社会,技术的积累并未给中国带来压倒性的优势,反而在西方工业革命面前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国人开始反思与探索科技兴国之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从新文化运动到21实际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中国人逐渐对科技落后的原因及文化的影响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涌现出一批伟大的思想先驱。然而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理性主义与追求真理的价值观远未普及。民众的科学素养尚处于较低水平。根据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定义:科学素养是运用科学知识,确定问题和得出具有证据的结论,以便对自然世界和通过人类活动对自然世界的改变进行理解和做出决定的能力。科学素养强调的是一种理性的思维过程,而不仅仅是学习或占有已有的知识。中国大众教育仍然偏重于知识性学习,注重单方面知识的灌输,对理性的思维能力培养方面关注不足,这在历史、政治、文化领域尤为明显。教育与科学研究仍带有浓厚的功利性。这种现状和体制作为上层建筑根源在于巨大的文化惯性,文化孕育体制也可以异化体制,而要扭转这一惯性甚至需要数百年的努力。
科学精神的培养需要制度的保障,而制度的建立与运行根植于文化的土壤,文化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并且一代代学习与传递,包括我们的历史、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只有在文化领域进行深层次的改造,与制度建设并举,提倡自由、理性和民主精神,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才会冲破文化的束缚,全面超越西方。
结语
本文主要从文化发展角度来论述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认为中国近现代科技落后的根源在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东西方文化则主要由二者所处地理环境决定。在自然条件下,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提出科教兴国仅从制度上完善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从文化改良与传递上进行探索,才能加快中国科技发展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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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雪.从城邦民主制看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消费导刊,2009(19).
[6]互动百科.古希腊城邦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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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文林.数学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9]杨师群.中国历史的教训.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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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杨锡华.中国和希腊数学发展史的对比分析与反思.科技创新导报,2011(30).
[12]王乃信,许瑞峰.中国古代数学的辉煌与衰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Vol.29,No.I2001.2.
[13]王前.略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现代价值.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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