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生命周期评价法

　　生命周期评价法是评价一个产品（或服务）体系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对环境造成影响或潜在影响的方法。刘晶茹等通过生命周期分析方法建构了可持续消费评价模型，并对2000年中国城市家庭消费行为的生态影响进行了分析，比较了不同消费行为对生态影响的贡献[14]。但传统的生命周期评价只对系统边界内的环境影响进行研究，忽视了系统边界外的环境影响。因此，结合投入产出分析和生命周期评价的综合生命周期分析方法被提出，以期弥补这种缺陷。它将整个经济系统作为评价实施的系统边界，实现了评价范围的完整化。姚亮等采用综合生命周期分析方法核算了1997年、2002年和2007年三年的居民消费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15]。尽管综合生命周期分析方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投入产出表是价值型的，而环境影响是实物型的，如何将价值型转换为实物型，是目前该方法面临的最大问题。但该方法对于研究宏观消费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区域与消费相关的“隐含”的环境污染问题非常有益[16]。

　　3.消费者生活方式分析法

　　消费者生活方式分析法是建立在投入产出法——生命周期分析法的基础上，以居民生活消费品为基础分析单位，分析消费品在生产过程中各个产品部分对其能源投入的综合影响，根据家庭消费支出数据计算出每类消费活动的能源强度，对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各类消费活动进行了对比。魏一鸣[17]、凤振华[8]等利用Bin和Dowlatabadi提出的消费者生活方式法（CLA）比较分析城镇和农村居民二氧化碳排放量。杨选梅等运用消费者生活方式法探讨了南京市城市家庭消费活动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11]。但这种方法的运用也存在着一些困境，如魏一鸣等利用ShuiBin和HdiDowlatabadi的研究思路将居民的消费与生产活动相联系，由于认为中国尚未建立投入产出法——生命周期评价法模型，在分析间接影响时未采用投入产出模型，仅将与八类消费类别有直接关系的产业直接能源强度加总平均，因而反映不出消费与生产网络之间真正的关系，也达不到区分直接和间接能耗影响的根本目的，低估了间接能耗的影响[17]。

　　三、居民消费对碳排放影响程度、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

　　通过对我国居民碳排放的现状、结构特征以及影响它们的因素的比较和分析，有助于清醒认识我国未来碳排放的趋势及其特征，预测未来的研究走向。由于受到上述研究尺度、研究内容、测算方法及数据来源的局限，下面研究结论中一些数据的比较不具有绝对意义，只具有相对意义。

　　（一）居民消费对碳排放影响程度

　　居民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分析：国家层面、城市（地区）层面、家庭层面和个人层面等。

　　国家或地区层面。国家层面主要指从国家或地区整个层面对由于居民消费所产生的能源消耗及碳排放进行研究。中国的家庭能源需求占整个国家能源需求的大约26%和整个二氧化碳排放的30%。1992年、1997年、2002年我国居民生活所导致的直接和间接二氧化碳排放分别为2.74亿吨碳、4.00亿吨碳、3.92亿吨碳，分别占一次能源消费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36.52%、43.90%、42.31%[18]。而姚亮等研究发现，1997年、2002年、2007年的城乡居民消费隐含的碳排放量分别为11.73亿吨碳、12.52亿吨碳、18.01亿吨碳[15]。这两个研究的数据来源都是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为何结果却相差这么大？其原因可能在于测算方法的不同。魏一鸣采用的测算方式是投入产出法和消费者生活方式法结合的方式[18]。而姚亮采用的测算方式是综合生命周期评价法[15]。朱勤专门对居民生活用能的情况进行了分析，1980年-2007年我国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量从6.728×107t碳增长至16.545×107t碳，增幅为145.9%，人均生活用能碳排放量从每年68kg碳增长至125kg碳，增幅为83.7%[4]。

　　城市或地区的层面。目前已有研究对一些城市如昆明、天津、北京、石家庄市等地居民的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进行了研究。智静等研究认为，2006年北京市生活能源消费总量为1704.11万t标准煤，占北京市能源消费总量的33.12%[19]。

　　从家庭的角度对居民消费所产生的能源消耗及碳排放进行研究。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居民消费经常不是以个人的方式进行，而是以家庭消费的方式展开，因此个人消费不是完全的个人决策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家庭的选择。陈家瑛等研究发现家庭户规模减少导致人均消费支出的增加及总户数消费规模的扩张，以家庭户为分析单位考察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较高的解释力[20]。“南京1000家庭碳排放调查”碳排放结果发现，三口户均年碳排放量为3705.76kg，则人均家庭碳排放量为1211.03kg。根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为4100kg左右，也就是说，人均家庭碳排放约占总碳排放量29.27%[11]。

　　（二）居民消费对碳排放影响的结构特征分析

　　1.城乡之间的比较和分析

　　按照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碳排放的类型可分为城镇居民的碳排放和农村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城乡居民在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城乡居民对能源的需求及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差异也很明显。目前关于我国居民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一般都把城市和农村分开来对待。下面分别从碳排放量、排放结构和能源利用结构的角度对已有研究中关于城乡之间的差异进行介绍和分析。

　　首先，居民消费碳排放的城乡排放量的差异大小及趋势分析。有学者从完全碳排放的角度进行了城乡排放量的比较分析。如凤振华等对我国城市与农村居民1999年-2002年的生活能源碳排放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城市居民间接生活能源碳排放量高于直接生活能源碳排放量，而农村居民的直接碳排放量要高于间接碳排放量。[8]张馨等研究认为，从2000年-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的直接能耗和间接能耗都呈上升趋势，农村居民家庭的直接能耗逐年增加而间接能耗下降。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一个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将会增加能源消费量1085.26kg标煤。家庭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总量也在逐年增长，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的直接能耗和间接能耗产生的碳排放量分别达到8535.04万吨和56678.76万吨，农村分别为6883.41万吨和8117.94万吨[21]。

　　有学者从直接排放的角度进行了城乡排放量的比较分析。如朱勤等研究认为，1980年-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生活用能的人均碳排放量从206kg下降到167kg，总体上呈波动下降趋势。我国农村居民生活用能的人均碳排放量从35kg上升到91kg，总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相应地，该阶段人均生活用能排放的城乡比从5.87持续下降至1.84，表明城乡居民在生活用能排放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4]。

　　有学者从某一类消费结构的角度进行了城乡排放量的比较分析。如智静等研究认为，城镇居民在食品消费碳排放总量上高于农村居民，直接排放量农村居民高于城镇居民，间接排放量城镇居民高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饮食习惯不利于减少食品消费碳排放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将增加居民食品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10]。

　　其次，城乡居民生活能源及碳排放在消费结构（如衣食住行等）的差异。从总体上来说，随着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恩格尔系数的持续降低，居民消费需求从以“衣、食”支出为主逐渐向注重“住、行、乐”消费发展，与之关联的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相应变化[22]。城市家庭消费中，居住、家庭生活用能、食品、教育、文化和娱乐服务是最主要的能源密集和碳密集型活动。农村家庭消费中，家庭生活用能、食品、教育、文化和娱乐服务、私人交通是最主要的能源密集和碳密集型活动[4]。还有研究专门对我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的碳排放结构进行了研究。1980年—2007年间，上海市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的相对单一的消费模式转变为“以粮食、肉类、植物油等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其中粮食碳消费量所占比例明显减少，由68.57%减少至37.91%，而畜禽肉、植物油所占比例明显增加，分别从8.41%、5.85%增加到15.49%、15.75%。其他食物碳消费量所占比例变化较小[23]。

　　第三，城乡居民在生活用能结构上的差异。我国居民的直接能源利用类型主要以电力和天然气为主，一次性能源的利用逐步减少甚至完全不使用，城乡居民用能结构差距逐步缩小，但差距仍旧客观存在。朱勤等认为，1980-2007年城镇居民用能消费中煤炭所占比重从90.23%持续下降至13.47%，电力比重大幅上扬，石油、天然气及热力的比重则持续上升，形成目前以电力为主（比重近50%）、其他能源各占一至两成的生活用能格局。同期，从农村居民生活用能结构变化来看，煤炭比重持续下降，电力比重大幅上升，石油比重稍有增加，天然气与热力消费则几乎为空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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