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历史上不同经济时代的时代特征及其社会管理形式的分析，揭示出人类的管理活动和与之相应的时代特征是密切相关的。其中，时代特征是内容，社会管理是形式。由于内容决定形式，所以，时代特征决定社会管理形式，即有什么样的时代特征，就有什么样的与之相应的社会管理形式。这就为人们提高管理活动的自觉性提供了一个规律性的认识。

　　关键词：时代特征社会管理形式以人为中心

　　引言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走过了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目前又正在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这些不同的经济时代，各有自己的时代特征，也有相应的社会管理形式。那么，在这些社会管理形式和与之相应的时代特征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其中有没有一定的规律性？显然，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对于提高人们管理活动的自觉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农业经济时代的时代特征及其管理形式

　　农业经济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个经济时代。它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18世纪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历时达几千年之久。如果仔细地加以考察，可以看到农业经济时代具有如下的时代特征：

　　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极不发达，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济活动彼此阻隔，社会物质财富匮乏，因而经济活动也即“物”的因素始终处于社会活动的附属地位而无法突显出来。面对这样的时代特征，人类活动的主题也就自然在于“人”而不在于“物”，从而也就相应地决定了人类管理活动的中心是对于人的管理。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古代史中。

　　在古代欧洲，亚里士多德通过对希腊社会的考察，得出了“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的结论。就是说，他把人看作“政治人”，排除了人身上的经济因素，由此表明他对社会活动关注的中心是人而不是物，从而也就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据此，他主张政治家在国家管理中应注重对人的管理，而不要埋头于经济事务；家务管理应重视人的德性，而不应重视财富的满足。在18世纪以前，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管理思想始终在欧洲占据着统治地位。

　　在古代中国，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儒家学说的“义利观”中。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君子懂得义，小人只懂得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即君子关心的是道德教化，小人关心的是乡土田宅；君子关心的是法度，小人关心的是实惠；等等。这种义利观把义归于君子而把利归于小人，说明它是重义而轻利的。而由于义指的是人的道德规范，反映的是社会活动中人的因素；利指的是物质利益，反映的是社会活动中物的因素，所以这就很清楚地表明，儒家学说是重人而轻物的；换言之，是以人为中心的。正因为如此，也就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管理理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其中无论是治人还是被人治，也即无论是管人还是被人管，都是围绕着人而不是围绕着物进行的。儒家的管理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管理一直起着主宰作用。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到，由于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活动处于附属地位、“物”的色彩不突出等时代特征，决定了它的社会管理形式是以人为中心的。由此表明，在社会管理形式和时代特征二者的关系中，时代特征决定社会管理形式。

　　工业经济时代的时代特征及其管理形式

　　工业经济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二个经济时代。它是指从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末这一段历史时期，历时200多年。工业经济时代具有如下的时代特征：

　　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增长。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在这种以工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由于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大量涌现，使得经济活动的地位大大上升，因此，“物”的因素明显突显，“人”的因素相对淡化，出现了“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现象。面对这样的时代特征，“获取财富”成为社会一切人等，上至政治家，下至平民百姓的热门话题，也就是说，人类活动的主题由“人”转向了“物”。这样一来，社会管理形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由以人为中心变成了以物为中心。这种情况清楚地反映在亚当·斯密、泰勒等人的管理理论中。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写道：“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这样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一切交易的通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互相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绝大部分帮助”。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亚当·斯密认为关心经济是人的本性，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利己心的支配，由此表明人是“经济人”。这里，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由当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人”变成了亚当·斯密的“经济人”，这种变化反映出随着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时代变迁，人类活动的主题由“人”到“物”的转移。

　　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罗继承了亚当·斯密“经济人”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套“科学管理”理论，建立起了以标准化为主要特征的生产管理模式，即“泰罗制”。这种管理模式曾经达到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但它单纯强调方法和形式的“强制”作用，忽视对人的因素的考虑，从而使管理变成了支配人的“强势力量”和“强势语言”，实际上将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很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见物不见人”，也即以“物”为中心的管理模式。泰罗的这种管理模式在工业经济时代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通过对工业经济时代的考察可以看到，与农业经济时代一样，工业经济时代的社会管理形式也是由其时代特征所决定的。具体为：由于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工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物”的色彩突显，所以也就决定了其管理形式是以物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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