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共信任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能否作为现代社会公民应当培养的一种美德？这是信任研究中持续争论的问题。一般而言，公共信任能促进社会的整体幸福，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之上，并受同理心和善意的影响，应当成为个体的行动原则。公共信任也是个体充分意识到信任风险时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并能有效激发可信性。公共信任更是超越常识、经验及风俗习惯建立在对人性乐观主义态度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念，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当具有的一种美德。

　　关键词：公共信任；道德信任；可信性；美德

　　在过去的30年间，信任已然成为社会学领域一个相当成熟的研究主题。这容易招致一个误解，即信任只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孔子言"民无信则不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对政府的信任就被看做是政府合法性的伦理基础。英国思想家洛克也强调，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信任关系。可见，伦理学界对信任的关注要远远早于社会学界的深入研究。在伦理学领域，信任研究首先要解答一个重要问题：信任是一种美德吗？在本文中这一问题具体化为：公共信任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能否作为现代社会公民应当培养的一种美德？这是本文试图深入探讨的主题。

　　一、公共信任的道德价值要回答开篇的问题，首先要回答公共信任是什么，在另一篇论文中，笔者探讨了公共信任的概念与性质，试图展现公共信任的复杂性。信任是一种与未知领域的行动相连的信念，而公共信任则是私人圈子外的公共生活和公共交往中特有的一种信任。公共信任是一种普遍信任，同时又包括对制度或价值观的信任；公共信任是公共生活的重要策略，更具有重要的道德价值。信任（公共信任）有无道德价值？这是信任研究中持久争论的主题。以卢曼、哈丁为代表的学者们坚持认为信任是一种策略，他们否认信任蕴含道德价值。卢曼认为信任是复杂性简化的有效形式①，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哈丁强调信任是一种预测性的信念，而这些信念基于信任者对自身利益的预期。因此，在这部分学者看来，信任是一个"非道德性的概念"，应该与利他主义区分开来②。另一些学者则在相对的立场上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观点。尤斯拉·纳在《信任的道德基础》一书中提出，信任是一种道德价值，它反映了一种乐观主义世界观。道德信任要求个体如同他人是可信的那样去行动，是不信任的对立物。③简·曼斯布里奇认为，道德信任是一种"利他信任"④，包括同情行为和原则行为。而奥弗则认为，信任的道德价值"不是出于轻率的习惯或因为这'符合他的秉性'，而是出于一种尊重信任的道德责任感"⑤。这部分学者认为，辜负信任者的假定和信念是不正当的。

　　信任在人类关系中普遍存在⑥，由信任产生的互惠是生物生存和繁荣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⑦。公共信任能够协调陌生人交往，加强与一般社会成员的联系，巩固日益分化复杂的社会系统，支持现代民主制度，维系社会良善的价值观。尤其是随着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领域的不断分化，公共交往日益频繁，对公共信任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如果不能培养公民基本的公共信任的话，就会造成"公共信任危机"，甚至会颠覆原有的高水平的私人信任文化。公共信任是有利的，是现代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条件，能够促进社会的整体幸福。就这一点而言，公共信任是有价值的，是值得选择的。但

　　要证明公共信任具有道德价值，还需要证明在某个时间点上，即使公共信任不能为个体带来利益，也是应当选择的。

　　公共信任具有无可否认的道德价值，一个重要理由是，它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之上。相比之下，策略信任以利己主义为基础：如果信任的收益远远高于风险，信任就是好的行动策略；相反，如果缺乏风险保障或者缺乏收益，个体就不会给予信任。换句话说，作为策略的信任，只有在有利于信任者的情况下才能确立起来，而这显然有悖于我们的常识和经验。公共信任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信任者自身的利益，更是为了促进他人或公共的利益，或者为被信任者提供自由行动的空间和成长的机会。一位初登讲台的老师、一名毫无经验的医生、一位仅仅拥有企划书的创业者、一项积极但未成熟的制度等，如果没有最初的信任，是不可能获得成长、成熟的机会的。而且，为了整个社群的利益，公共信任者还需要坚信社会系统中各种社会角色能够履行自身的职责、各种精心设计的社会制度能够良好运行、社会良善价值观能够为人们普遍认同。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共信任需要信任者独自承担信任的风险，却没有任何收益。尤其在看似不可信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郭美美事件"、"中非希望工程事件"使得我国慈善组织和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如果不信任现有慈善组织的运作机制当然可以减少信任者行动的风险，但在慈善事业中可能受益的人群将会直接感受到不信任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即使在缺乏风险保障的情况下，为了那些急需帮助的受赠者的利益，个体也应当信任现有的慈善组织及运行机制。⑧在这里，个体承担了公共信任带来的风险，个体的利益也可能招致损害，但这种信任有利于受赠者，也有利于现有不成熟的慈善组织和制度得以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因而是有利于整个社群的。

　　公共信任具有无可否认的道德价值，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公共信任还受同理心、善意的影响。在公共生活和公共交往中，每个人既是施信者也是受信者。在申请工作时，在进行商业合作时，在初次与别人交流时，个体需要得到他人的信任。人类同理心要求每一位通过其他人的信任获得或者期望获得成长机会的人，首先应当去信任他人。"黄金规则要求的不是他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他人，而是你期待他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他人。"⑨善意也会影响公共信任的确立。个体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会有许多坎坷，会有许多难言的苦衷，会遇到"很多事情"，这个时候并不需要自己扮演警察或正义使者的角色去裁判这个人是否有罪，而只需要对眼前有困难的人给予善意的帮助就可以了。简·曼斯布里奇认为："当信任出于同情、或者出于意在对他人有益的某项原则、或出于坚持某一通常对他人有益的理想时，我将之称为'利他的'信任。"⑩由此可见，公共信任是个体的行动原则。正如尤斯拉纳所言，公共信任是康德所言的"定言命令"而非"假言命令"，信任他人并非是达成信任者愿望或可能愿望的一种手段，而是一种客观必然性，是信任者的责任。只有公共信任才能作为"普遍规律"的行动准则。

　　二、公共信任的两个难题

　　就公共信任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而言，还需解决两个存有争议的问题：一是公共信任与可信性的关系；二是公共信任与不信任的关系。几乎所有的信任问题研究者们都探讨过信任与可信性的关系。支持信任具有道德价值的研究者们认为，信任有助于激发可信性，因而具有道德价值。而反对的一方则认为，信任是对可信性的一种预测，是一种单纯的冒险。他们进一步强调，既然信任与对可信性的预测相关，那么，对缺乏可信性的人或事物给予信任就是盲目、病态的。例如，卢曼认为，如果信任是一种道德命令，那么，人们就不能盲目付出信任，而只能在其应得的地方给出信任。换句话说，卢曼认为，所谓的道德信任是与对可信性的认知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与信任植根于不充分的认知能力是相矛盾的，因此，信任不可能具有道德价值。

　　事实上，公共信任与可信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对这一关系的充分探讨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共信任的道德价值问题。"高水平的信任是从高水平的可信性中产生的，并可能与高水平的可信性积极地互相影响。"当然，必须承认高水平的可信性对公共信任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政府坚持法治运行、商业企业诚信经营、公共事业部门投身公益、公民个人信守承诺、公共生活和公共交往中坚持诚信等都有助于公民之间结成一种信任关系。相反，公民的背信行为、公共职能部门的弃责行为、破坏公共秩序和伦理关系行为等，都将造成公共不信任甚至引发信任危机。但也应意识到，公共不信任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可信性可能只是一个导火索。争议不断的"彭宇案"引发了公众对老年人群体的不信任，此后发生的类似案件更深化了这一不信任。人们由此推断，正是受到帮助的老年人的背信行为导致了公共信任危机。其实不然。大多数"碰瓷"案件为团伙作案的诈骗案，为什么为数很少的几个与老年人相关的"碰瓷"案件却会引发"公共信任危机"呢？这与媒体的选择性报道相关，与法官依据常理进行司法推定相关，与公众喜欢偏听偏信有关，当然也与老年人的道德地位动摇及下滑相关。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群体迅速扩大，导致了老年人与青年人在社会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冲突。而且，传统社会老年人居于社会主导地位而新时期青年人成为社会引领者，老年人的社会地位明显下滑，这种地位下滑与典型事件相遇就可能引发信任危机。对老年人群体的信任危机可能是老龄化社会危机的一个表现，在这里可信性仅仅是其中一个不太重要的原因。

　　除此之外，颠覆公共生活基础的不信任也在于当前社会生活中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的泛滥。公共信任是信任者主动给予被信任者的一种好处，这种好处的条件，即要求被信任者通过自身的可信性予以回报。与此同时，这种回报是非强制性的，对被信任者仅仅具有道德约束力。而一旦信任关系建立起来，信任者丧失了主动地位，如果被信任者滥用或背弃这种关系，信任者必然会遭受难以挽回的损失。诚如前文所言，公共信任必须建基于利他主义基础上，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者既不可能基于被信任者的利益建立信任关系，也不能因此放弃道德上的主动地位。随着这种价值观的泛滥自然会造成"公共信任危机"。换句话说，可信性只是影响公共信任的重要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相反，公共信任还有助于激发可信性。我们都有类似的日常经验，在很难建立信任关系或缺乏制裁措施的情况下，信任者以明确的方式（包括语言表达或积极行动等方式）向被信任者表明双方信任关系的道德价值，强调信任的难度，要求被信任者避免失信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唤起被信任者的可信性。而后者如果滥用这种信任关系，则需要通过更多的努力才能弥补或挽回。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公共信任激发可信性只是一种道义上的作用和影响，但这种作用和影响看似鸿毛之轻却能够撼动泰山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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