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进退两难：农民参与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多重考量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曾经历了一个稳步发展—急躁冒进—整顿—再冒进这样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个曲折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时期，农村社会各阶层参与运动的动机呈现复杂多重的特征。

　　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前的土地改革，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执政的合法性，在土改中受益的广大农民已经认同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信念，“信念一致则有助于合作，这是显而易见的”〔14〕。基于这样的信念和思想感情，虽然合作化运动使得农民视之为“命根”的土地刚由私人占有不久就变为公有，但在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民本能地没有太多的抗拒。另外，由于合作化之前农村生产力极为低下，传统的家庭生产方式难以收到令人满意的生产效益，而小规模的生产合作却能有效地克服这一局限而提高生产效益。合作化运动初期生产效益的切实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农民的抗争意识，但随着合作化运动政治因素的递增，农民的抗争性参与时有发生，如闹社、退社现象一度在不同的地区出现。

　　农业合作化运动政治效应的发挥是从1953年开始的，具体的表现就是合作化运动中冒进现象的出现。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农民对于合作化的思想的接受被动多于主动，农民入社“被迫”超过“自愿”现象递增〔15〕。1955年夏天毛泽东对“小脚女人”的批判，再次提升了合作化运动的政治效应，一时间“入社”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由此，全国农村进入了一个普遍扩社的阶段。而在升级扩社的进程中又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社会运动的热潮。社会运动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运动本身可能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压力，对身居其中的每一个人的行为产生影响。整党、三反五反运动，1956年农村的肃反运动、整风运动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在农村逐步地形成一种压力型的政治气氛，那就是参加合作社是“革命的、进步的、拥护党的”，而不参加合作社是“落后的、反动的”。这无疑对当时的农民产生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使他们难以独立进行选择。这样一种“政治”的和“运动”的气氛，无疑只能促使农民更快地加入到合作社之中。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中，农民对于合作化和集体化的自愿参与最后被不断强化的社会政治动员和强制参与所取代。而且，合作化和集体化本身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运动来了，农民也做不了主。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建构发生了由村民作主到政党代民作主的转向。

　　三、人民公社：高度集中的农村社会管理

　　“大跃进”运动中催生的人民公社化实现了国家政权的全面扩张，把高度集中的社会管理体制推到了巅峰，“共产党取得胜利后还不到10年，就将其社会控制政策推到了极端，在农业地区尤为显著”〔2〕。

　　1.人民公社：“大跃进”热潮中催生的农村管理组织

　　1958年对中国来说注定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期。正如1959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所说：“无论就中国说，或者就全世界说，1958年都是一个伟大的转折。”〔16〕在中国，这个转折可以用三个字来诠释，那就是：“大跃进”。我们可以从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献词中去印证这一点。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乘风破浪》的元旦献词，指出：“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17〕，因此，要求“必须彻底纠正那种落后于客观实际的思想状态，就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17〕。由此，农村集体化运动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大跃进”运动的号角已吹响，人民公社化的序幕也已拉开。

　　这一运动的首要助推器是《人民日报》等重要媒体。被誉为“第四种力量”的“大众传播工具能够产生巨大的和统一化的影响，这种影响足以把全国性的一致带给形形色色的亚文化”〔18〕。“大跃进”的狂想曲经过执政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的大力渲染，迅速进入党和政府的决策议程。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大跃进”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大跃进”运动催生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正如薄一波所讲：“在‘大跃进’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大跃进’的脚步步步进逼、‘大跃进’的幻觉使人眼花缭乱的情况下，萌发人民公社的构想，确实事出有因，势有必至。”〔19〕

　　大跃进运动发动后，毛泽东逐步形成了改变现有的农村基层管理组织形式、建立共产主义公社的思想。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最早由他的秘书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第3期（1958年7月1日）《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传达出来，“把一个合作社变成既有农业合作社又有工业合作社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党的机关刊物第一次使用‘人民公社’一词”〔20〕。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北戴河会议通过。北戴河会议以后，各地一哄而上，大办人民公社，迅速掀起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一九五八年，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地建立了人民公社”〔16〕。

　　2.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

　　“政社合一是人民公社一个重要的特征”〔19〕，这充分诠释了“人民公社”全能型治理模式的特征——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对农村社会实行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直到所有方面的控制。“人民公社的生产、交换、消费和积累，都必须有计划。人民公社的计划应当纳入国家的计划，服从国家管理。”〔17〕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对于农村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它们将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于比以前的任何一个单位都大得多的基层单位中”〔21〕。从纵向维度看，人民公社化以后，国家权力直接渗透到传统社会的每个自然村。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分两个不同的部分，上层是中央政府，底层是地方性的管制单位，分治的迹象随处可见。就中国近代社会来看，从晚清一直到民国时代，“赖之以将自己的势力延伸到县属以下乡村去的附属机构却是一个脆弱的有缺陷的体系。它不足以构成一个坚强的基础，使政府可以借之发挥更大的作用”〔2〕。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是双赢的战略，农民获得了土地，党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土地改革进程中的划乡建政彻底改变了传统乡村的权力结构，加强加深了政府对农村的控制，使得政权逐渐深入到乡村一级。“共产党改造了乡村，实现了外来控制，将之整合为一个较大的地区体系，并在某种程度上把这种外来控制永久地渗透进去了。”〔2〕划乡建政仅仅使新中国的执政者掌控了政治权力，面对经济因素的“多元化”，新中国执政者通过政治运动的压力，从互助组到高级社一步步地增大经济“公有化”的政治属性。在“公有化”的推动下，人民公社实现了经济的高度集体化。人民公社化下的集体化经济与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农民合作组织经济的不同在于：“集体公有制经济在一开始就处在国家的控制之下”〔22〕。

　　从横向维度看，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既是农村基层政权机关，又是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人民公社化以后，国家权力能够广泛介入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以社队基层干部的管理职能为例，社队基层干部“不仅承担生产队的管理职能，如派工派活、劳动计量、工分和钱粮柴草分配，而且承担着许多国家管理的公共职能，如户籍登记、征兵、结婚批准、计划生育、纠纷调解、治安和地方政治”〔22〕。在人民公社全面掌握了它管辖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权力的情况下，农民个人就无法脱离公社而独立存在，农村人民公社实现了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高度统一。

　　推动这种高度集中集权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法宝”是什么呢？首先是政治挂帅下的政治学习、思想教育、阶级斗争及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其次，与人民公社相配套的口粮制度、工分制度、户籍制度与集中劳动等等在相当程度上强化和加固了这一模式。

　　四、结论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整个50年代，直至1978年农村改革的战役打响，中国的乡村社会管理体制经历了由分权向集权的模式转变，这一变化过程既不是社会诱致性的制度变迁也不是民间自发性的制度变迁，而是国家强制性、中央政府主导及以政治动员为特征的制度变迁。变迁的最终结果是以人民公社政权为依托的全能型的社会管理模式的最终形成。

　　在不断转变的管理体制下，农民的参与也呈现出多重性特征。传统中国，政府和政治通常只眷顾少数精英，但“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民在大规模的政治单元中参与政治和受到政治影响的程度扩大了”〔1〕。政治参与扩大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标志，对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的中国而言，也概不例外。亨廷顿指出：“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农村群众开始参与国家政治是扩大参政的关键性转折点。”〔1〕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风风火火的土地改革无疑像一把火点燃了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的参与激情，被“组织起来”的农民从此成为了中国政治运动的主力军。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的公众参与在国家行政的主导下呈现出主动参与递减、动员式参与递增，最终变为主导性参与的特征。之所以如此，是因“运动化”推动下国家管控模式的转变促成的。

　　参考文献：〔1〕

　　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M〕.张岱云，聂振雄，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466-467，416，39，81.

　　〔2〕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24，319，78，333.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67.

　　〔4〕贾明德，郑梦熊，吴克强，等.社会变迁中的治民与民治——中国农村民主制度建设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29.

　　〔5〕杨炳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M〕.郭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6.

　　〔6〕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M〕.谢亮生，杨品泉，黄沫，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63，76，78.

　　〔7〕陈锡文，赵阳，陈剑波，等.中国农村制度变迁6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12.

　　〔8〕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66.

　　〔9〕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88.

　　〔10〕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4，418.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9.

　　〔12〕冯开文.合作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126.

　　〔1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327.

　　〔14〕伯特兰·罗素.权力论〔M〕.吴友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06.

　　〔15〕李广.中国乡村治理中的政治传播与控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114.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124.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1，8，608.

　　〔18〕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郑世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12.

　　〔1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740，733.

　　〔20〕罗汉平，何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56—196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52.

　　〔21〕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M〕.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84.

　　〔22〕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22.

---

期刊库（http://www.zgqkk.com），是一个专门从事期刊推广、投稿辅导的网站。
　　本站提供如何投稿辅导，寻求投稿辅导合作，快速投稿辅导，投稿辅导格式指导等解决方案：省级投稿辅导/国家级投稿辅导/核心期刊投稿辅导//职称投稿辅导。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投稿辅导_期刊发表_中国期刊库专业期刊网站无关。投稿辅导_期刊发表_中国期刊库专业期刊网站站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