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性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在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困局之下进行的一场主动性改革。报刊是公开性改革的重要阵地，并在改革之初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公开性改革的深入发展，报刊改革逐渐失控，并对改革造成了破坏性影响。
　　一、公开性改革与报刊变化
　　戈尔巴乔夫上任时，苏联政治、经济等的发展均陷入困境，这使他决心进行改革。自上而下的改革遭遇挫败后，戈氏的改革迫切需要下层民众的支持，他打出“公开性”的牌子，指出在“缺乏公开性的情况下，我们对某些东西已习以为常了。不仅普通人，就连一些负责人也是如此。[1]”戈氏希望放松对新闻媒体的管控来促进信息的交流和传播，以此推动改革的开展，这对长期受压抑的民众具有很大吸引力。
　　“公开性”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党和国家机关工作公开化和政治决策过程公开化；第二，执行政策过程公开化，党和政府要真实、及时地公布情况，揭露和批评社会上存在的一切不良现象和不正之风；第三，最大限度地扩大苏维埃活动的公开性和开放性，鼓励人民就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公开发表意见。[2]”这些内容的实现，有赖于新闻媒体的作用，这使得新闻媒体成为推行公开性的重要力量。
　　在公开性改革的推动下，报刊积极做出调整，从内容到管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报刊的内容发生了很大改变。一批有影响力的报刊率先打破禁区，1986年2月13日，《真理报》发表《净化，开诚布公的谈话》一文，这是报刊首次宣传公开性，引起巨大反响。随后《星火》、《莫斯科新闻》等报刊也开始报道社会负面问题，环境污染、贪污腐败、卖淫等负面报道纷纷见诸报端。一些文学刊物如《新世界》、《旗帜》等不断转载过去被禁的作品，发行量不断攀升。随着报道的深入，历史问题也成为报刊关注的对象，报刊大量披露过去被封禁的历史，如斯大林清除红军将领、布哈林绝笔书内容等。
　　其次，报刊的编辑队伍得到调整，顽固保守的主编被撤职，代之以一批支持改革的新主编。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主编阿法纳西耶夫被撤，该报经济部主任、支持改革的维帕尔费诺夫成为新任主编；党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的主编由另一位亲戈尔巴乔夫的伊万弗洛罗夫接替；《莫斯科新闻报》主编改由伊戈尔·雅科夫列夫担任；维塔利科罗季奇成为《火星报》主编；此外，其他中央报刊如《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共青团真理报》、《计划经济》等也进行了撤换主编等调整，从反对戈氏的改革转为支持其改革[3]。
　　再次，报刊自主权不断扩大。1988年，苏联取消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检查职能，报刊的内容基本由主编自主决定。1988年10月，苏联取消对西方报刊的审查，允许一些西方出版物在报亭公开出售，如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英国的《卫报》等。
　　二、报刊失控及其影响
　　新闻公开性改革在改革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使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得到加强，提高了政府反腐能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治改革的推行。然而，随着公开性改革力度的不断扩大，相应配套措施未能及时跟进，反对派趁机加强对报刊的控制，报刊发展开始混乱。
　　1990年6月，苏联第一部新闻出版法《苏联出版和其他大众传媒法》（以下简称《新闻法》）问世，它明确规定：“创办舆论工具的权利属于人民代表苏维埃和其他国家机构、政党、社会组织、群众运动、创作协会，属于依法创建合作社、宗教团体和其他团体，属于劳动集体以及年满18岁的苏联公民。[4]”自此，苏共彻底丧失对报刊的控制权，新闻公开性程度不断扩大，报刊最终走向失控。报刊失控的表现是多方面的，造成的影响也是不可挽回的。
　　首先，苏共丧失报刊管理权。苏共曾长期对报刊实行严格的审查，并在报刊内部实行金字塔式的报刊自我监督体系，这使报刊发布的声音近乎一致。随着公开性改革的进行，报刊开始摆脱上级的领导，《新闻法》的颁布更是让苏共彻底丧失对报刊的控制权。
　　其次，新闻自由发展过度。在公开性的推动下，新闻自由程度不断扩大，逐渐发展到泛滥的程度。报刊从批判社会现实到揭露斯大林、赫鲁晓夫等领导人的罪恶，继而开始否定苏联历史与现实。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有效的举措调整这一局面，反而继续推动新闻公开化程度。《新闻法》颁布后，报刊言论更加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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