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2年“8·26”特大交通事故照片引发“微笑局长”事件，事件中安监局局长受到网民集中关注。本文以此事件为代表，探索了舆情传播显现出的“光靶效应”，通过定义对舆情事主的“光靶效应”及分析网络受众传播状态，深入研究了传播规律、阶层属性、矛盾碰撞过程，发掘其社会性成因并提出应用对策。为全面认识互联网反腐的传播价值和意义，充分理解和积极应对公众传播权利的实践创造，严肃认真对待网络反腐的社会机制表达及其蕴含的改革诉求，提供了建设性策略和参考意见。

　　【关键词】互联网反腐；光靶效应；网络传播权利；社会阶层

　　引言

　　技术的不断变革使得媒体传播发生深刻的革命，微博等新兴社交媒体实现了传播方式到内容的双重变化，新媒体的媒介化社会形态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对于民众生活、社会结构乃至社会发展趋势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近年，网民通过官员在公开场合出现的照片监督公职人员的风气正在兴起。

　　2012年8月26日，在陕西省延安市发生了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一张现场报道照片中露出微笑的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受到网民集中关注，微博纷纷出现其佩戴多块名表等问题。9月21日，陕西省纪委确认，身陷“微笑门”和“手表门”的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存在严重违纪问题，依据有关规定，撤销其省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早在2008年12月，南京市江宁区原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因发表“查处低价销售楼盘”言论而遭到网友人肉搜索，被爆出抽天价香烟、戴名表等腐败嫌疑，被网友称为“天价烟局长”，周久耕随后受到有关部门的审查，并被移交司法机关。

　　两起典型的互联网反腐事件都有类似的起源——高调迕逆民意的官员，其问题随后被一张时空定格的照片揭开，从而将行为放大到了转型期中国的网络舆论场①，永远地定格在历史空间中。纪检介入后发现严重违纪问题，最终事主丢官去职，平息民愤。之后，各地官员们在穿戴方面悄然进行了改变，许多地方的领导都对手表讳莫如深。这件事除再次验证了网络反腐的巨大威力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吏治和官风的清明，客观上起到了对官场奢侈之风的遏制作用。

　　一、事件主体的“光靶效应”

　　在茫茫人海之中，当阳光照射到某个人身上时，他就变成了众矢之的，受到四面八方的关注、调查、问询和质疑。李良荣和喻国明等众多学者指出，媒介化社会的形成将影响力辐射到每一个人，网民从传统“受众”变成自媒体化“参与众”，拥有了社交媒体所赋予的关注、调查、问询和质疑能力，体现在以内容分享、评论转发、收藏置顶和线下讨论为主的全媒体权利上。本文认为，当互联网上大多数受众将这种权利和能力投射到某一事件及主体的时候，能量汇聚成太阳一样的光芒，穿透传统时空局限和地域体系结构的一切障碍，照射到事件主体之上，从而形成标靶。当所有人用各种制度标准和规则理解去监督衡量某一个体时，往往能发现并放大问题缺陷，形成舆论风潮，从而倒逼组织机构进行程序调查，最终以体制内制度性约束完成对事件主体的处理程序。

　　在许多场合的私下交流中，一些官员对于网络舆论场的态度偏向于负面和嫌恶，认为网络舆论场充满了乌合之众与网络暴民的身影。与此同时，他们又开始严肃地看待媒体潜能和时空定格下的自身符号，从衣着穿戴到言行举止开始谨慎行事。对于公职人员而言，这种谨言慎行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互联网监督的勃兴形成了一种显著的体制外约束力量，这是一种产生于网络民意监督，推动大众媒体卷入，获得政府机构关注并启动纪检程序的解决路径。由于起源突发的偶然性和事件发生的概率性，这种看似“隔墙扔砖”“枪打出头鸟”的网络监督机制，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威力巨大的阳光照射能力，并与事件主体的言行狂悖程度成正比，形成以事后监督控制来约束公职人员，并促使公职人员事前自律的超道德约束。

　　作为启动互联网监督的诱因，发生“光靶效应”的前提条件是该事件主体在具体事件上高调迕逆民意和触犯“众怒”。整理以往案例发现，在生命安全、生存安全、健康、生育、就业、教育等公民基本权益上，最容易发生忽视和破坏基本权益的事件。此时，事件主体言行举止挑战到公众的伦理道德底线和公开规则，如果严重背离了公平和公正等社会理想规则，就会导致“众怒”的形成。

　　一国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对最大公约数的全社会信奉基础上，包括政府宣导、社会伦理和公众守望的理想规则。当行为事件挑战了一种公开宣导的社会秩序时，也就意味着事理冲击延伸到了公开规则层面，从而具备称之为舆情事件的燃点和爆点。然而，这类行为事件极有可能作为潜行规则而事实存在着，并因事件主体经常性的工作和日常行为而被广泛地忽视，进而忽视了事主在跨越表达界面时，微小言行“过线”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规则歧义和严重破坏性。

　　“光靶效应”还体现了阶层属性问题。事件主体往往是社会地位较高，拥有社会资源、一定的权力和财富的人群，总是处于非对称权力结构中的上层，从而具备特定的阶层代表性，也吸引了大量底层民众的关注。由于现阶段不平衡加剧和“阶层固化”②等原因，已经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文本标签，如“富二代”“官二代”等。这种文本标签，更是将一种“文本差异”表达在实际传播中，往往蕴含了不良事件的指代性，因而形成了文本敌对化的符号表征。该符号进一步加持在社会认知中，从而形成一种态度鲜明的、非黑即白的、对于转型期深层次社会问题的表面化理解。这种“文本差异”的根源在于社会矛盾的积累和阶层差异。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客观上也在不断加大，权力和资源路径下的代际传承，已经成为媒介化社会传播中不可回避的现象。

　　因而，当光芒照耀到享受着不公开不透明福祉的事件主体时，其行为的合法性、收入的合法性、身份的合法性，都将经受一种由情（公众舆情）入法（公开制度）的全面严格审核程序。而事件主体由于长期依托并隐蔽在不需要公开透明的规则保护中，很容易滋生腐败行为和失衡的跋扈心态，促使其时空定格画面和社会行为剪影在网络的舆情监察程序面前曝光，在严格的法律检查程序面前落马，以不光彩的结局验证了公众行使互联网反腐传播权利的预先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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