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农村老人的受赡养情况来衡量这一变革，下图中，调研所取得的90个有效样本家庭中，有53个家庭是由儿子直接赡养的，占比为59%，这说明虽然很多传统在市场经济的文化冲击下发生变质，但“养儿防老”观念依然在农村根深蒂固，无论从老人还是从儿子的角度，大多都认为照料年迈的老人是为子的责任。由已出嫁女儿直接赡养的为15个，占比为18%，这说明劳动力的外流倒逼出了变革型的养老模式，女儿养老即是一种，这一比例只有儿子养老的28%，但无论如何，变革的养老模式在农村已催生这一事实。女儿养老这种模式是探索新型农村养老模式中政府必须要考虑的现象，这或许是完善农村养老政策的突破口。老人独居（包括老两口独居）与其他分别占比13%，11%，这说明在农村还将近有24%的老人没有得到子女的照料，这些老人在经济与情感上，均缺失子女照料，他们是完善农村养老制度的关键部分，只有真正的在生活、情感等方面将这24%的老人安排好，才是真正的解决农村地区的养老难问题。中国有“父母在，不远游”的说法，而目前儿子的养老角色却在41%的农村家庭存在缺失，姑且不论这种现象是好是坏，但仅就41%的农村老人已脱离了传统养老，政府就应制定针对性措施慎重对待。

　　2.女儿养老的描述性分析

　　本文认为女儿每年看望次数与年赡养额可以反映女儿赡养老人的质量，因为每一次女儿对老人的看望，笔者认为都可以认定为良性，即每一次看望都认为女儿在老人的情感，经济，生活等方面都存在质量提高。年赡养额是直接作用在老人的年收入上，年收入越高，生活质量越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下表中，老人的个体特征变量发生变化时，女儿的年看望次数与赡赡养额是存在较大变化的。比较老人的性别分别为男性，女性时，发现女儿在年看望次数（/次）上由11.68升至39.86，上升幅度较大，年赡养额（/元）由2038.75降至1238.46，下降幅度较大。这体现了女儿对母亲的情感更加深厚，在不考虑情感与经济的效用大小情况下，看望次数的增加与赡养额的减少弥补了在性别方面女儿对老人的赡养失衡。年龄上，年看望次数与年赡养额都随着老人年龄的增加大体上呈下降趋势，考虑统计误差，这说明年龄越大的老人，得到的照料越少，这是让人很费解的地方。女儿的看望次数在老人的受教育质量越来越高时呈下降趋势，赡养额呈上升趋势，笔者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人的思想越趋向于独立，生活自主性也越高，对女儿的看望次数要求会越低。另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人培养的子女学历，思想程度会越高，这直接反映在子女的经济水平上，间接体现在女儿的年赡养额的上升上。在老人无配偶的情况下，女儿在年看望次数与年赡养额度都明显要比老人有配偶的情况高得多，这符合现实逻辑。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好的情况下，女儿的年看望次数与年赡养额呈下降趋势。在老年人的家庭年收入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女儿的年看望次数与年赡养额也呈下降趋势。在老人的子女数量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女儿的年看望次数与年赡养额也存在明显下降，本文认为老年人的子女数量越多，分担在每个子女身上的经济，精力等方面的压力与养老责任也就越低。

　　五、总结与政策含义

　　农村养老是必须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人口资源其实就是一种重要的养老资源，在传统社会，生育实质上与投资无异，它以反哺的形式维持着家庭的养老功能。[4]大量农村中青年劳动力的外流使得这种功能已濒临瓦解，对农村女儿养老行为的分析中发现女儿养老在这种背景下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这种作用有没有真正弥补或是提升传统养老向变革养老过渡过程中产生的老年人福利缺失，女儿养老都是对养老制度改革的积极促进。

　　研究中发现，老人的个体特征变量对女儿年看望次数，年赡养额起到的促进作用不大，将下表一的数据看做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真实数据，老人的健康状况由很差到很好，女儿年看望次数（/次）由51.00降至10.33，年赡养额（/元）由2400.00降至1355.55。笔者认为在各个变量梯度内这些数据虽具有比较意义，但这些数据本身从整个社会层次来讲应该更大，即老人在身体健康状况很差的情况下女儿年看望次数仅有51.00，意味着一年中老人要有300多天自己照顾自己，年赡养额仅有2400.00元，相比通胀下的高物价，显得捉襟见肘。本文认为这种状况是由老人的个体情况对子女的影响力不够而产生的，是不该发生的，因为健全的养老方向应该是由老人主导，即老人的个人状况应该深度影响子女对老人的照料情况，老人身体健康状况较低，女儿对老人的看望次数，赡养额应有明显的大额增加！但现实状况变成了由子女主导，即子女对老人的养老力度，方向有着决定权，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老年人的需求归纳起来主要是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这些需求在现代化来临之前都可以在家庭中得到满足，但是现代化之后，三者一种都难以满足，现实的农村老人养老情况令人堪忧。

　　女儿养老在养老问题上终究存在积极作用，笔者认为政府如果在政策制定上考虑到这种作用，由政府主导适时适量的扩大与放大这种作用是有助于解决目前的农村养老难题的。正如前面所说，传统养老在中国已经不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让中国回到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中，这不切实际也不可能，我们要做的应该是探索出一种符合变革实际，有利于老年人养老福利，一种全新的养老模式，其中要有家庭，社会，政府等多方面的参与与合作。当然，面对我国拥有数亿农村人口的实际困难，笔者认为在重点地区首先试点，分梯次推进，因地制宜的将成功经验在广大农村进行推广是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科技司.中国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2]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R]. http：//www.cncaprc.gov.cn/yanjiu/33.jhtml，2007-12-27.

　　[3]张良礼. 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及规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曾毅，李玲，顾宝昌，林毅夫.21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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