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集体意向性表达的是一个社会群体所具有的共同心理状态，即集体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倾向。从集体意向性角度研读建国初期的国内国际的大趋势，分析当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可能成为群众集体意向性，对我们进一步领会“四个选择”的必然性，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集体意向性；社会主义；群众；选择

　　意向性是现象学的一个关键词项。现象学的观点认为，“我们实行的每个意识行为，我们拥有的每一个经验，都是意向性的：它在本质上是‘关于某事物或别的事物的意识’，或者说是‘关于某事物或别的事物的经验’”。而集体意向性则是指一个社会群体共同的心理状态，它指一种共同的价值诉求，包括社会群体所表现出来的“集体赞成、认同、接受、服从或集体否定、拒绝、排斥、反抗等态度、信念、心理倾向以及社会群体的集体利益诉求、政治意愿和集体的社会实践行为等。”因此，考查建国初期“选择社会主义”何以成为群众集体意向性，也就是考查群众是否可能形成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即接受、支持、拥护社会主义，并付诸集体的实践行为——配合、参与社会主义建设。

　　一、“社会主义”何以可能成为群众集体意向性

　　我国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取得的，由于中国没有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那么中国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这个“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呢？群众能否选择社会主义主要就是基于社会主义这个道路能否给他们带来利益。这里面包含两层含义：其一，社会主义道路是否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其二社会主义能否有能力实现他们的利益。历史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最终成为了建国初期的群众的集体意向性：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从近代历史演变来看，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中国，哪一种政治势力能够领导人民赢得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它就能够取得引导中国走何种道路的主导权。晚清时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有可能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戊戌维新未能成功。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以及民国初年由同盟会改组的中国国民党，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有可能通过推翻清政府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软弱，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被袁世凯窃夺了。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国家分裂，人民涂炭。五四运动后，国家情势发生很大变化，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1921年，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逐渐主导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前进方向有着清楚阐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了走向社会主义，第一步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根据地和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一向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号召，鼓舞着广大人民。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悍然发动以消灭中国共产党为目的的内战，结果在内战中彻底失败。这个结局，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主导力量，决定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发展来看，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就有大同思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不仅是儒家的追求，也是普通百姓的追求。大同理想较易与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思想是一个典型。在三民主义中，被孙中山最看重的是民生主义。所谓民生主义，孙中山用的英文词就是socialism。这个英文词通常被翻译成社会主义，孙中山以为翻译成民生主义更好。有时候，孙中山直接用社会主义来说明他的民生主义主张。1912年，孙中山曾提出把中国建设成为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希望做到“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实际上，孙中山所要建立的不是没有资本家的社会，而是不要大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孙中山又强调，他的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好朋友。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演讲时强调指出：“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 “三民主义之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人民中是有影响的。这也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历史选择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第三，广大人民群众热切向往。近代以降，中国广大民众不甘于长期遭受欺凌和压迫，为了能积极改善中国积弱积贫的现状，改善劳苦大众的贫困生活处境，中国的民众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愿望。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民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在历次的民众运动中，农民阶级因为自身的局限性没有将革命领导成功，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也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就连经历了无数风雨磨难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能真正地推翻封建王朝，最后的胜利果实也被反动派篡夺。抗战胜利以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如何定夺的问题又趋于白热化，三种政治力量，三个建国方案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国民党脱离了人民群众，腐败严重，渐渐失去了民心，其在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必然为民众所唾弃。共产党主张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得到民众民拥护。当时的知识界在对未来中国发展道路进行思索时，也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热切追求。当建国方案的讨论达到高潮那时，就连主张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也不反对在中国实施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从1953年开始，中国开始了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给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保障，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所以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及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不是历史的偶发事件，是民心问题决定了历史的最终走向，是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第四，国际大势所趋。二战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欧亚、拉美、非洲许多民族先后独立，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政权，尤其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苏联迅速崛起，社会主义的发展欣欣向荣，其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二，大有在短时间内超过美国之势。而资本主义世界在人们面前呈现出的是一片衰败和混乱的景象。帝国主义阵营向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德意日法西斯被打败，英法老牌强国被严重削弱，尽管美国在战争中发了横财，但是困难重重。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罢工斗争风起云涌。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的严密封锁。中国不仅不可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通常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战后争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同情和支持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这种援助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建立我国工业化的基础起了重要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二战时期和和平建设时期所显示的巨大生命力、优越性，同资本主义制度在战前和战后面临的矛盾、混乱，作为两种示范，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择其善者而从之，中国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二、“社会主义”成为群众集体意向性如何可能

　　如何可能的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将学理的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并最终变成现实的问题，即对具体工作的开展问题。在建国初期关键期，以毛泽东等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正确引导群众的集体意向性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科学理论指明前进方向

　　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向何处走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给予了科学的回答。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阶段论”和“发展论”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决不可能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由之路。在毛泽东看来，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第一，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包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内的进步因素的生长点；第二，具有了相对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内部，有正在成长的各种社会主义因素，为将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了条件；第三，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正因为这样，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和争取社会主义前途联结起来就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既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它既存在资本主义的因素，又存在不断生长中的社会主义的因素，这将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解决了实现革命转变的途径问题，从而把革命的思想升华到一个新的理论层次。“它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创造，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补充”。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基本上指明了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国家并准备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它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革命后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了科学的实施方案。

　　（二）思想文化工作塑造灵魂

　　建国初期党领导的意识形态建设，在全国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群众选择“社会主义”打造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第一，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建国初期，执政以后的中国要求在全党以致全国人民中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宣传和教育活动，明确了党和国家工作上的一切环节上加强思想工作的重要性。社会共产党一方面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社会掀起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另一方面，又领导全国人民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清理旧思想和腐朽观念的斗争。建国初期不仅马列主义思想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而且社会主义观念也深入人心。党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广大人民”，并且认为“要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观念的普及，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贯彻双百方针，发展繁荣文艺。建国初期党在加强对文艺工作领导的同时，也认真地对文学、电影、戏曲等文艺领域进行了整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中国文艺发展方针。“1954年中共中央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要求已在不断增长，今后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教育任务”。 1951年毛泽东为中央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不仅是发展戏曲的方针，而且也是建国初期文艺改革和发展的方向。1956年，党更明确地提出了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双百方针为建国初期文艺事业的繁荣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后来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昌盛指引了航向。

　　第三，营造积极进取、健康文明的文化氛围。建国初期，为迅速地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建设成为富强繁荣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积极进取、奋勇拼博精神。毛泽东号召：“我们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股革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与此同时，党大力净化社会风气，向困扰中国几千年的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宣战。同时，党还在文化领域，对反动的、淫秽的、荒诞书刊图画等进行清理，因为这些图书散布了大量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思想和堕落无耻的生活方式，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少年、儿童的毒害很大。此外，党还在工人、农民中创办基层文化网点，大办扫盲班、识字班，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使建国初期形成积极进取、健康文明的文化氛围。这些工作的完成为共产党政权赢得了极大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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